【海南精英】专访海南乡贤、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教授

 

张继焦教授出生于海南，自1987年以来的30多年一直以“传统-现代”转型为主攻方向，坚持在学术的海洋中徜徉，取得不凡的成绩，是优秀的海南籍学者之一。为广泛传播海南精英的成长故事，以及海南学者对家乡的关注与研究，我会秘书处对张教授进行了人物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人物名片

张继焦，海南海口人，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副理事长、IUAES下属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的创办人和主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任西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或校外导师。出版专著、论文集及译著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已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有37个，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研究员；是一个国内知名、国际有影响的学者。

 

近些年以“传统-现代”转型为主攻方向，倡导跨学科综合研究，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

 

 

01

海商秘书处：能否谈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张继焦教授：我父亲对于我选择学术研究的影响非常大。我的祖父在1927 年从海南到马来西亚，在南洋生活了25年之后 ,于1952年带着我父亲从马来西亚又回到了海南，我也是在海南出生长大。祖父去马来西亚之前在琼台师范读书，算是知识分子。

 

我父亲小时候在定安中学读书，从初中就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父亲读水产专业毕业后在海南的农业部门工作，但他一直非常热爱写作，对文学情有独钟。他曾兼任《海南科技报》常务副主编，当时收入还可以，能养活一家人。小时候家里放有不少书籍，并且会订阅报纸和杂志。父亲还喜欢投稿，曾在《诗刊》上刊登过文章。他撰写的一篇文章《话茶》曾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后来被编进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文。此外，他经常参与写作、学术相关的交流活动，如茶话会、文艺相关社团活动等，还担任了海南省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副会长。

 

受父亲的耳濡目染，我从小就经常翻看书报，从他口中得知并阅读很多广东作家的作品。从父亲身上，我认识到原来写作、学术研究可以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从小就立志要读博士，做一名学者。其次，我也想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让他为之骄傲的儿子。祖父从海南到马来西亚谋生，后来又带着父亲回到海南，父亲从海南乡下考到海口念书，而我从海南考到广州的中山大学读书，接着又来到北京从事科研工作，这体现着一个我们家族不断迁徙和努力奋斗的历程。

 

02

海商秘书处：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否遇到坎坷或挫折？

张继焦教授：1987年中山大学本科毕业后考研失败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所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到中山大学选拔人才，我被选中了。但我依然没有放弃考研。1990年，我曾考取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并且成功录取。遗憾的是，相关手续的办理遇到了障碍，最终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我至今依然十分感谢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谢剑老师。他当时给我写了很多信，鼓励我要坚持学术道路，给予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后来，我逐渐感悟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读硕失败，但到了1992年，我升至中级职称，可以直接考博。1994年，我考博成功，成为了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的开门弟子。在读博期间，我从导师身上学习到很多珍贵的东西。我的导师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曾提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至今我对这个理论印象深刻，并且努力对它进行延伸和发展。此外，我的导师从学科最初的假设出发，与经济学对话，探讨经济学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学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之间的问题。他的假设、演绎、推理思维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感到很幸运，可以跟着一位如此有见地的导师学习。

 

张继焦教授到访商会合影

（图右一：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高卫；图右二：张继焦教授；图右三：我会监事邢增毅）

 

 

03

海商秘书处：在从事学术研究期间，是否有想过转行？

张继焦教授：博士毕业后，我涉猎了市场营销和管理咨询服务领域。由于我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熟悉统计分析的技能，备受调查和管理咨询类公司青睐。我辗转在几家公司兼职工作过，薪资从最初的每月1000元，后来升至每月7000元左右，也曾担任过部门经理。其中，在一家外企工作期间，学习到很多分析模型。客户大多是飞利浦、惠普等跨国公司，因此学会了用英文撰写报告。此外，公司经常组织培训，邀请IBM的资深工作人员讲授如何制作ppt以及各类数据制图技能等。工作期间，我经常加班赶制分析报告至深夜。在此过程中，我对咨询行业的了解越来越多，十分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

 

2000年，我在思考咨询业务相关公司该如何发展时，发现这类公司存在一个痛点，就是没有实际的产品，不能很好地向客户展示自身实力。于是，我决定组织撰写和出版“价值链管理丛书”。为此，我结合自身在咨询公司工作时的经验，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学习麦肯锡分析方法、结构化思维等，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价值链管理》自2001年出版后，还被重印了4-5次。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不少关注，我收到了越来越多的讲座、培训以及稿件等邀约。此后，我还陆续撰写和出版了《数字化管理》、《分销链管理》、《控制链管理》、《成功的品牌管理》等著作，曾在一些国内外知名企业（如中国电信集团、用友软件、华晨汽车、东阿阿胶股份公司、中航油、石家庄制药、双安商场、Epson、GM等）中，为其管理人员进行内部培训。

 

海商秘书处：涉猎市场营销和管理咨询服务领域后，怎么又重回学术领域了呢？

张继焦教授：我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学术圈，虽然在外面有兼职，但是，都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职。2003年非典时期，我各类讲座和项目都不得不暂停了，加上当时越来越多大学设立商学院，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所以我后来逐步退出管理咨询方面业务。

 

之后，我将人类学与企业研究相结合，开拓人类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企业人类学。2007年，我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B类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提交了设立“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申请书。两年之后，当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于2009年正式召开之际，我和我的国内外同行办成了两件事：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企业人类学国际论坛”，IUAES批准设立“企业人类学委员会”，这是中国学者在IUAES创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由此，企业人类学的国际学科地位得到了确立。从2009年到2019年，我又用十年时间进一步夯实了这个分支学科。从2009年发表第一篇中文企业人类学论文；2012年出版了一部英文企业人类学论文集；2017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企业人类学专著，自成一体地构建起了这个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我的英文企业人类学专著也于2019年正式面世了。我甚至提出：企业人类学是人类学的第四革命。

 

 

04

海商秘书处：你是如何逐渐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型学者？

张继焦教授：经国务院批准后，国家民委以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名义申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十六届世界大会。我是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副秘书长，准备申办世界大会材料的任务落到我肩上。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中国代表团于2003年在意大利成功获得了主办权。

 

2004年，我要准备教授职称的评定，需要专心撰写专著。2005年，获得了亚洲研究基金会资助，历经9个月时间，我到马来西亚独立完成了一个海外研究项目——《马来西亚城市移民的适应——华人与马来人的比较研究》。在完成马来西亚项目后，2005年底我评上了教授职称。2006年，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完成了《亚洲的城市移民——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从国内走向国外，得到了拓展，逐渐成为了一名国际型学者。

张继焦教授在国际学术组织的工作照

 

2009年7月27日至31日，IUAES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云南昆明成功举行。从2006年到2009年，我担任这次世界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学术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具体负责这次国际学术盛会的学术组织工作。在本届世界大会上，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2013年8月，在英国举行的IUAES第十七届世界大会期间，我被推选为IUAES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相当于IUAES副主席），代表中国和东南亚进入到了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层。2018年7月，在巴西举行的IUAES第十八届世界大会期间，我获得连任，继续留在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层工作。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七届世界大会闭幕式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领导层新旧成员合影（英国，2013），图左二为张继焦教授。这一次，中国人站在了世界学术舞台上的中央。

 

 

05

海商秘书处：在中国社科院从事学术工作30多年，您对哪个方面比较满意？

张继焦教授：社科院的学术环境很宽松，是一个非常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结合国内外理论，基于中国本土“传统-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现代材料，提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已用中文发表26部论著和300多篇论文；已用英文、日文、法文等三种外文发表4本论著和30篇论文。

 

辛苦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2016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推选为国家一级社团——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的副会长；2018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正厅级待遇）；2019年2月，被推选为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相当于无党派中央委员），同年10月被推选为国家一级学术组织——中国民族学学会的法人代表兼副会长。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应该算是一位有较大学术影响力、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学者。

 

 

06

海商秘书处：您目前对于家乡的研究主要是哪些方面？

张继焦教授：主要还是学术方面的探讨。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海南省琼海市，题目是《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我曾带着课题组到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琼海市、五指山市、保亭县、乐东市、定安县、万宁兴隆华侨农场等开展过调查研究。从2016年起，海口市琼山区让我主持了几个项目，至今已有5年了。海南是我的家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它赋予我不少动力。在海南开展的调研以及此后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我提出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等新概念，对于中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有一定的适用性，在国际学术界上得到一些反响和认可。可喜的是，对海南的宗族文化、信仰文化、边疆文化、牌坊文化等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跟弗里德曼、杨庆堃、华琛等几位国际学术大师进行了对话。近几年，我开始思考海南研究的意义，即“原型研究”和“转型研究”，并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进行探讨交流。

 

 

更多人物介绍

张继焦，1982年（16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83年起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人类学，1987年（21岁）进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和咨询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至今已有26年。1988年（22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译文，1990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1995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学位（应用社会学专业工业社会学方向，导师李培林教授），2005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其中：

 

 

国际学术组织职务：

2013年8月，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相当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第一个任期：2013-2018年；第二个任期：2018-2023年）。

2009年7月，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席（第二个任期：2009-2013年；第二个任期：2013-2018年；第三个任期：2018-2023年）。

2006-2009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2003-2009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5-2006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的助理秘书长。

2013年1月起，担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2010年起，担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任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席。

1998-2007年，担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秘书长；

 

 

海外（国际）简历：

曾访问过五大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瑞典、波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卢森堡、圣马力诺、梵帝冈、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泰国、越南、韩国、缅甸、伊朗、马来西亚、新加坡、土耳其、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巴西、南非等。

2005年，获得亚洲学者基金会（ASF）资助，到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学院和马来亚大学做了9个月的访问学者，从事海外民族志调研。

2007年，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加拿大专项研究奖金”资助，到加拿大做了5周的海外民族志调研。

2009年，获得德国GTZ研究基金资助，从事一个短期课题研究。

2009-2011年，获得中欧社会科学合作（Co-reach）研究基金资助，与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等四个欧洲国家的学者一起，开展了一个为期2年的合作研究项目。

2010-2011年，获得日本科学研究费资助，与日本学者一起从事为期1年的“上海世博会的经营人类学研究”项目。

2011-2012年，获得福特基金会海外研究项目资助，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从事多元文化政策研究和海外华人民族志调研。

2012-2014年，获得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两年研究项目资助，作为国际专家参加有关的研究课题。

2013-2014年，获得加拿大的怀尔逊大学的一年半的邀请，作为国际专家参加有关的研究课题。

2013-2015年，获得马来西亚的国立马来亚大学的两年研究项目资助，作为国际专家参加有关的研究课题。

已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中国等8个国家，用英文、日文、法文等三种外文，发表了4本论著和30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