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商脉续古今
发布时间：
2021-05-06
汉代，海商与北部湾地区商人一道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海商”之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精神境界。所谓“海量”的精神境界，指的是海南商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放眼全球的情怀;充满冒险、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蕴含着海洋文化的特质。——叶显恩
立于海水中央的万物，难免会叹于自身之渺小。蛮荒和贫瘠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裹挟着琼岛——这一被误解的膏腴之地。
禀性擅海的海南人自古依海而长，却不甘心囿于这片天地，他们怀揣着商业梦，闯暗礁，跨险滩，越重洋，探商路，与世界做起了生意，海南商人应运而生。
风云际会之时，商人纷至沓来。在海上丝路之上，灿烂荣光和惊涛骇浪并存。直至今日，波澜壮阔的海商史诗仍在续写，海商在海洋文化下所诞生的“海量”精神也愈发蓬勃丰盈。
海纳百川多族群
在人类尚未到来之前，浩渺无涯的海洋已让海南岛做好了敞开胸怀的姿态，这也和海商精神境界中所蕴含的海洋文化特质不谋而合。想要对海商历史溯根寻源，势必先要了解海南岛的移民史。
“海南的人文历史就是一部多族群互相融合、‘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史。”著名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显恩教授曾在研究中这样评价海南史。海南岛是一座移民岛，移居者主要有三大族群，即黎人、翁贝人(临高语族群)和闽南人。
在《后汉书·南蛮》中有记载，汉代以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流放之地与发祥之地，皆出于此。黎人逐步退入中南部山区，过着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生活;翁贝人则在南渡江流域和周匝海岸带以渔耕为生。
宋代以后，闽南人为主的中原士民纷纷移居海南，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在与翁贝人混居中，促使翁贝人不断汉化。闽南人不仅带来了汉文化，宋末和元代占据东南海域贸易鳌头的闽商所带来的商业文明，尤其值得称赞。“它不仅助力于海南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海南的文化，特别是海南固有的海洋商业文明的提升，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叶显恩将闽商来琼视为海商发展轨迹中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汉
南溟泛舸楫首航
说到海商之渊薮，就不得不追溯举世闻名的北部湾。叶显恩在《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一文中留下这样的结论：“北部湾可谓是海商的摇篮，海商是在北部湾海洋贸易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事实上，海南岛蛰伏已久的商业因子早就被唤醒。
海岸线弯曲、港湾众多的北部湾作为秦汉帝国的内海，为海南岛、象郡、桂林郡所环抱，是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地域之一，也是中国朝廷与西方发生海上交通贸易的滥觞。
西汉朝廷派遣首次出使的船队，便是从北部湾启航，由黄门译长率领，招募熟悉商路的贾人等组成，这其中就不乏海南商人的身影。
虽然处于祖国的边陲海隅，海南岛却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同南海沿岸发生联系，并且北上与楚国以及中原地区往来，出现了一批通晓这些地区语言和商路的商人。这一联系客观上为汉代以后所开通的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准备了人才，海商和北部湾地区其他商人一道充当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农耕文化，但海南岛孤悬海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深具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是重商、重利、开放的文化。”广东省海南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高卫对海商历史如数家珍。
“海南人敢于冒险闯海，不仅是天性使然，更是天然使然。”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邢寒冬副教授说道。
海南岛山多田少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因此对外贸易交往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海南岛虽然历来米粮不足，大多依赖广东、南洋地区供应，但其进贡的一些奇珍异宝、海错珍玩让中央看到了这一个“宝藏之地”。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和儋耳二郡，这是中央王朝在海南设置的最早的行政机构。
唐
驰骋丝路掀风云
“如果说海商的身影，在隋唐之前因文献的阙如而模糊不清，那么唐代海商则以鲜明的雄姿驰骋于南海，掀起一代风云。”叶显恩认为，海商在唐代的崛起，同大庾岭道的开凿有关联，与俚人洗氏掌控南海贸易尤其密切相关。
当时的中国船舶从广州启航，云帆高挂，乘风破浪，沿着“广州通海夷道”，历南海、印度洋，直驶巴士拉港(今伊拉克)。
一时间，海外与内地货物往来，络绎不绝。海南岛上的一些港口码头也都陆续兴建，尤其独珠山港(今万宁大洲岛附近)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要港。
唐代中叶，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成为通往西方的主道，而海南岛在其中承担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作用。以广州为始发港穿过海南岛东部海面，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海南岛地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海商的兴起。
千百年前，显赫一方的冯冼家族可谓是海商历史上的一号关键性人物。
历经三朝、春风化雨、教化俚乡的冼夫人不仅为海南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带来了南海贸易的经商之道，提升了海商文化的水准。在中原文化的浸润下，海南岛逐渐脱离了文化蒙昧阶段。
唐代后期即9世纪时，海商较之于前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的海商势力更加雄厚，从自己生产商品，自造舟船，再到贩运销售，独家经营。这种包揽产销，形成了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崭新形式。
宋
庶民崛起港口兴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经济繁荣，这个时期海商历史命运与海上丝路发展状况紧密相联。
有研究认为，北宋时海南已经设有“市舶务”。作为从属于市舶司的二级机构，“市舶务”在琼州管辖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和乐会五县皆有设置。叶显恩认为，这一举措标志着宋代海南岛已经有规模化的商品投入海上贸易：“原先中继站的功能，已经强化成为中转站，海商资本越发活跃。”
随着经过海南岛东海岸的海上丝路商船愈发频繁，巨大的商机也在涨海声中浮现，宋代海商乘着这股东风，将文明同商品一起输送到海外各地。
除了完善港口设施、提供港口服务以外，海商还积极开发本地农产品，将土特产投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流通领域，其为海上贸易提供的产品不断地平民化，其中“尤以槟榔、吉贝为独盛，泉商与贩大率仰此。”
宋室南渡后，南移的统治重心也随之具有了海洋性帝国的特点。为了增加其财源，南宋更加倚重海贸。
因海洋贸易而崛起的泉州，培育了闽商这一群体，他们沿着海岸线南下，以海南作为商业据点。自古安居方能乐业，纷纷移居的闽商形成了第三个移民海南的大族群。闽商的到来，有力地推进了海商文化的提升。
南宋末年，以陈明甫、陈公发为代表的新兴海商异军突起，自称为“三巴陈大王”，集商务、行政和军事于一身。庶民海商提出了政治、经济双重诉求，这无疑是海洋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明
航海时代弄潮起
新大陆的发现，足以让所有乘风破浪的人都热情高涨。大航海时代的海洋贸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西海商正面交锋，迎来了世界一体化的时代。
在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初步形成的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也开始转型。
虽然明代“南海舶”依然光顾海南，但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船舶都经由南海各商埠到广州做交易。当时海南的货物皆由广州十三行承揽，再售予西洋商人。因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黩货”云：“出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
西方商人既然不来海南做直接交易，海商便选择走出去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最早见诸记载的是万宁海商廖瑄，这一经营长途水上贸易的廖氏家族是当时海商的杰出代表。
明代后期，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海商的身影遍布南海弧形沿岸，有的还留居当地，繁衍子孙。
与此同时，属于海商的大无畏精神，也在变幻莫测的海洋风波和抑商观念的打压中，经历千锤百炼后愈发坚定。明末的海述祖是海瑞之孙，作为海商之翘楚，他敢于冲破朝廷设下的种种藩篱，制造出载重约六百多吨的巨舶，成为大航海时代当之无愧的弄潮儿。
近代
以商救国馈桑梓
中国商人的足迹印过辽阔深邃的大海，几多出没之处，往往有人侨居不归。海南近400万华侨，就主要分布在这块环绕南海的弧形岛国——东南亚各地。
处江湖之远则心怀祖国，居四海异邦则情系故乡。报效桑梓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促使华侨念念不忘家乡之建设，他们携着资本和技术，返乡创办近代农场和企业。
农垦博物馆中几株依旧枝繁叶茂的百年胶树，来自一个世纪以前的琼安胶园。海商何麟书于1906年把巴西橡胶引种回海南，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橡胶园——琼安胶园，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橡胶之父”。
拳拳赤子心，近代耀生辉。文昌人宋耀如立志报效祖国，开始在上海进行传教布道，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后转身出任洋行买办。成为积资万贯的富商后，宋耀如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金赞助革命，这种义举成为以商救国的典范，他所培育的宋氏三姐妹也成为影响中国一代政治生活的人物。
(本文史料及观点引自叶显恩教授《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
海商历史脉络
秦汉以前 海南岛已经与南海沿岸发生联系，并北上与楚国以及中原地区相交往，出现了从事南海贸易的俚僚商人。
汉代 海商参与始自北部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立下开创之功。
唐代 海商投身于南海丝路，创产销合一商业理念和产运销一条龙独家经营的海洋贸易形式。
宋元 海商开发海南产品投入海上丝路市场，提供中转站港口服务，促进丝路繁荣。南宋末年海商陈明甫、陈公发组织商队，从事南海沿岸跨国贸易，并划地称王，开启了企图建立商业王国的先河。
明代 以海述祖为代表的海商，敢于投身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
清代 海商以办实业报桑梓，或慷慨解囊以救国。
名\词\解\释
海商——广东省海南商会于2011年6月向全球推出“海商”的概念，以“海商”作为全球海南商人的简称。在2011年于香港召开的第一届海商论坛上通过的《2011世界海商香港宣言》得到了确认，并已登记注册得到专用权，结束了海南商人没有专称的历史。
周一至周五：9: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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