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卓越学者 ——追忆厦门大学韩振华先生

2008年7月的一个上午，我们来到厦门市故宫路一幢幽静的小楼前，按了一下门铃，应声而出的是我国著名学者韩振华先生的遗孀韩丘涟痕女士，笑眯眯地将我们迎进屋。

我们在二楼客厅里坐了下来。女主人忙不迭地沏了香茶，以厦门人特有的礼仪款待我们。虽是初会，却一见如故。客厅里，除了一架钢琴，没有其他豪华的摆设，墙壁上挂着一幅198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视察厦门大学时与韩振华先生亲切握手的彩色照片，分外引人瞩目。韩夫人说，这张彩照，于同年2月10日分别刊登于《厦门日报》和《福建日报》的头版，受到广泛的赞赏，她一家人更是视之若宝，一直珍藏着。韩夫人人老童心，十分健谈。我们表明来访意图之后，她扬眉微微一笑，带着闽南腔的普通话，告诉我们韩振华真实的一生，扯不尽的回忆，幻化成一幕幕令人回味不尽的生活图景。

以史学研究作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知夫莫如妻。韩丘涟痕女士对丈夫总是了解得最多的人。韩振华是怎么走上史学道路的呢？她微笑着从韩振华的家世娓娓道来 。

韩振华先生原籍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其家族颇有声望。曾祖父韩少常于19世纪移居福建，乃清朝一名将军，阵亡后被清政府封为“威武将军”，其一妻一妾皆封为“一品夫人”；他的祖父韩少常和父亲韩福海曾先后担任过福建思明县（今厦门市）县长。韩振华1921年就出生于厦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在富有文化教养的氛围中受到薰陶。六岁时他的父亲请来家庭教师让他学习并背诵古诗文，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1942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傅家麟（衣凌）教授的培养和鼓励下，他对历史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在此期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来协和大学演讲。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通晓我国古代各门科技发展史，博引广征，客观公正地论述我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李约瑟博士精彩的演讲既激发了韩振华的爱国热忱，又增进了他对自己祖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明历史的喜爱和认识。他深深地意识到历史学发达与否，关系着民族的兴亡。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国文明的兴盛，与历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此，更坚定了以研究我国历史作为他一生奋斗目标的信念。

1946年韩振华从协和大学历史系毕业，1948年获中山大学研究历史学硕士学位。读研期间，从师于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振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毕业后，曾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56年起，振华担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历史室主任、所长等职，并任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字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编委、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学会理事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学会事长、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等。韩教授以广博的学识和令人欣羡的学术成果，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1981年起，他先后出访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荷兰、英国、法国等，或讲学或出席会议，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沟通与各国的学术联系做出了极大贡献。

韩振华从事历史科学研究有四十多个春秋，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古代东南亚史、东南亚华侨史及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等诸多方面。在各个领域都获得非凡的成就。

与南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韩夫人告诉我们，早在大学时代，受著名历史学家傅家麟的鼓励，韩振华就对古代海南史地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福建文化》上发表了他在这一领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唐代南海贸易志》，读中山大学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考》。自此之后，韩先生的学术生生涯便与南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前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五代时期的南海贸易》、《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等论文，显示了他考证南海史地的功力。那么，是什么促使先生不断加深南海史地研究的呢？韩先生说：“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长年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方位不明确，即一些古地名、颅名疑窦甚多，这类问题尤其在中国南海交通史地方面更为突出，这就迫使我注意南海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二是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南海史地的研究，在当时研究时间也较为充足。”

关于如何进行南海史地研究，韩先生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对他的博士生钱江、陈佳荣谈了这方面的体会。他说：“搞南海史地研究首先要掌握有关的中国古籍、古代地图。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关于南海的记载，繁而不详、混而不清的情况较多，需要下功夫爬梳清理。同时也要注重有关的外文史科，尤其是外国人的游记中所包容的十分珍贵的南海史料。南海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还必须掌握有关学科如语言学（包括方言、对音等）、人类学、考古学、天文气象学等，因为这些学科与南海史地研究有较多的关系。只有拓宽知识面，把握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才能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南海史地研究牵涉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为此必须增加有关数学、海洋学、地质学等方面的知识容量。”他还深有体会地对他们说：“在南海史地研究中，我感触较深的是如何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问题。尤其是在史地考证方面，既不能完全抹煞前人的成果，也不能一概盲从。但是现在的一些学术研究只沿用前人的结论，而不思索前人的例证或结构之得出的根据和过程，这种倾向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必须真正了解前人史地考证成果的来龙去脉。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很难进一步解决诸多史地问题。”

对我国南海诸岛主权的研究

如果说解放前后这一时期是韩振华从事南海学术研究的一个高潮，那么1970年中期以来，便是他研究南海史地的又一高潮。其时，越南、菲律宾等周边沿海国家在南沙已形成实际占领，在从我园的南海获取巨大的石油、渔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将世界的主要大国都牵涉进这个争议海域。在这种情况下，韩振华清醒地意识到，南海的争议主要不是石油，而是南海诸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在那里的主权声称。因此，捍卫我国南海诸岛主权，便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大外交斗争。擅长于南海史地考证的韩振华，受我国外交部委托，从事南海诸岛的研究，侧重于南海诸岛的历史主权。“他意识到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韩夫人说。

身为史学家，韩先生一向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他认为研究某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他说，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为了论证南海诸岛的历史主权，他带领其他同事一起走遍了国内各主要图书馆，通过竭泽而渔式的艰苦努力，全面查阅积累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不分昼夜地加以深入的考辨和系统的分析，简直把自己变成一部不知疲劳的机器。1977年，年已六旬的韩振华对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亲履详勘、实地考察，竟不畏长途跋涉，克服出海晕船呕吐等种种困难，在气温高达40余度的西沙群岛上坚持工作，访问渔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谈起这次实地考察，韩振华不无感慨地说：“苦是苦，而且很费时间、很消耗体力，所得结果也未必都理想，但是经过调查，增加了感性认识，这是从古籍上、书本上得不到的。这种具体感受对我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研究边疆史地的人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南海诸岛主权问题涉及到国际间的争端，相邻几国侵犯我在南海的神圣主权，肆意进行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这种情势促使国内不少时贤十分关注南海，并进行了一些研究。韩振华看到有不少人已投入到南海史地研究上来，感到十分欣慰。他对从北京前来拜访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国强、寇俊敏研究员强调指出：“南海史地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而又十分艰苦的科学工作，论证南海诸岛历史主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内涵，而且也是对后人、对世界和平的负责。因此应该多从具体史实出发，经过考证研究得出结论，而不能先有结论后补充例证。这是目前在南海史地研究中应当注意的。”

“发出中国学者应有的声音”

韩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意识的学者，他说：“南海史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同别国的关系相联系，较为敏感，固然应该慎重，但我认为，学者们不能因此而束缚手脚，而是要下功夫抓紧进行研究，发出中国学者应有的声音。”当先生得知越南当局把他们的黄沙、长沙说成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说什么19世纪时越南的嘉隆皇帝已占领了帕拉赛尔群岛等谬论时，韩先生当即广泛引中外有关资料，并结合在西沙群岛和海南的实地调查，一口气撰写了《西方史籍上的帕拉赛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发表于1980年4月5日《光明日报》）和《驳越南京当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群岛》（发表于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论文，指出16、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帕拉赛尔是自北纬12度至17度，东经109.2度至110.2度的未经调查清楚的所谓航海危险区，它与西沙群岛无关。当时的西沙群岛被外国人称为“眼镜滩”或“干豆（Cantao）”，而不是被称为帕拉赛尔。到19世纪中叶以后，帕拉赛尔这个名称才被外国人移去作为西沙群岛的专称，这就有力地戳穿越南当局提出的材料纯属张冠李戴、鱼目混珠的假材料。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韩振华的考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文件所采纳。外交部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为我国对外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后来，韩振华把这些论文汇编成《南海诸岛史地考试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者被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编入《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二辑）》。韩先生还主编了《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出版后影响广泛，我国外事部门对该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本史料汇编汇集了广泛的材料，以充分的事实，表明我国对南海诸岛所拥有的主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身卧病榻心系南海

时序进入90年代，韩先生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不得不中止了其他一些科研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身卧病榻却心系南海，先后发表了《南海九岛（九峙）和九洲洋》、《南沙群岛史地研究札记》、《南沙群岛古地名考》、《宋代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娘娘庙和珊瑚石小庙》、《海南栅（西沙群岛）与青廉头（中沙群岛最北部）考》、《宋元时期有关南沙群岛的史地研究》等九篇论文，这些论文，论据充分，论点鲜明，严谨周详，切中要害，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这为我国制定关于南海主权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在病中，韩先生曾无限感慨地对他的夫人说：“我已把全部精力献给我国的历史科学，并尽了所能尽的一切力量。即使这样，哪怕再有几倍的岁月和精力，也探索不尽，完成不了我现在已发现的历史问题和希望深化研究的课题。”韩夫人回忆往事，感触良深，对我们说：“先生总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身体动过手术刚刚恢复，就急着看书、查资料，思考问题。”韩夫人含泪相劝：“你该注意休息呀！”“我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他幽默地说，“能多做一些总比少做一些事情好呀！”1993年5月下旬，韩先生的病情加重，急送到鼓浪屿医院，临行前还叮嘱夫人：“我的身体有病，但脑子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在南海诸岛的研究中，我又发现有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已经构思好了，观点和材料也有了，待我从医院回来后就可以写出来。”岂料入院的第四天（5月28日）的上午，韩先生在同前来探望他的朋友交谈一阵后，像平时一样仰卧在床上，稍适休憩。过了一会儿，家里人才猛然发现：这位勤奋一生的学者，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十分宁静、安恬的状态下溘然长逝了。啊，先生您不该走得这么快，还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尚待完成，您培养的最后一批博士还没有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您的离去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史学领域永不熄灭的明灯

韩先生离世后，外交部政法司、亚洲司的唁电称：“韩振华先生生前在南海史地领域的研究，对捍卫我国领土作出了贡献。”为纪念韩振华先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同一年推出韩先生有关南海主权研究论文集——《韩振华选集之四：南海诸岛史地论证》，其中增录了先生的许多新作。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先生在收到该书后，致函韩夫人：“韩教授为我知名历史学家，其著述对相关领域有卓越贡献，向为本人熟知和尊崇。现承蒙惠赠大作，相信对我司维护权益工作极有助益。持代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谨表谢忱。”（2003年《刘振民致丘涟痕女士的信》）。

2008年正是韩振华教授逝世15周年，海南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大学、海南大印集团和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于12月15日在海口联合主办“缅怀韩振华暨南海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厦门、广州、香港、台湾和省内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缅怀享誉海内外的韩振华先生，称他为史学领域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大家不仅高度评价了韩振华先生在南海史地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与高尚品格，指出韩振华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所体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科学精神、强烈的时代精神、深沉的使命意识，是永远值得我们仿效的；学者们在总结和弘扬韩先生学术风范的同时，还进一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南海诸岛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述和论证，显示出深刻的理论思辨性。

研讨会上，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系的张素玢副教授为大会带来的东沙群岛口述历史短片，用诗意的语言和画面陈述了东沙群岛的现状，令大家耳目一新。来自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钱江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加强海内外学者在南海研究领域的资源共享与学术交流，共同推动中国的南海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广东社科院叶显恩教授、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信雄教授、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等也都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

学术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学者还兴致勃勃地沿着韩振华先生的足迹前往琼海潭门港参观。潭门港和南沙之间隔着500多公里的江洋大海，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良港。早在几百年前，潭门渔民就不满于近海捕鱼，而是将西沙、南沙群岛一带作为自己的渔场。潭门渔协会长麦邦奋在与学者的座谈中，生动地叙述许些渔家祖孙三代在西沙、南沙一带捕捞的艰辛经历的同时，还诉说这些年时移世迁，前往属于自己的“祖宗海”捕捞，而周边沿海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却常常做出一些诸如逮捕渔民、扣压渔船等不利于南海和平稳定的动作，渔民因此感到很无奈。学者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

学术研讨会至今，三年匆匆过去。这三年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的热化。周边国家主动挑起、制造摩擦，有的甚至还使用军事手段相威胁。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但没有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和平主张，是软弱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与周边沿海邻国之间，固然要提倡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但在必要时显示军事实力更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解决，这已为无数历史经验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