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海南人民怀念你

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间，发生的所谓“海南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1985年七月上旬，中央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的处分决定下来了：雷宇作为“海南汽车事件”的“主要责任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召回广东省听候处理。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一处分决定，给海南人民留下了诸多悬念，更牵动了海南人民对雷宇的无限怀念。

1985年7月17日中午十二时，雷宇乘坐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横渡琼州海峡，满怀壮志未酬的悲忿心情离琼北归。这条把海南岛同大陆隔开的海峡，他记不清己经跨越过多少个来回了。不过那时他是肩负着海南父老的重托和炽热的责任感，去奔走，去呼喊，去争取中央和广东省委对海南更多的扶持;而今却是丢官卸帽，以带“罪”之身离开这块既让他眷恋，又使他伤痛的土地。他的心呀，就像舰艇周边的巨浪，不停地翻滚；他仰望高深莫测的兰天和飘浮不定的白云，无声地呐喊:这就是改革者的下场吗?……舰艇越走越远，一串串浪花也渐渐地消失。去时同来时一样，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迎接，行李也依然那么简单，还是当年那个黄色的挎包，只是褪色了许多。这就是雷宇!

岁月如梭，弹指间雷宇离开海南已是二十七个年头。是罪臣还是功臣?公道自在民心。二十七年来，海南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唯独人们对雷宇的感激和思念之情没有变。相反，随着岁月的积淀，海南人民对雷宇的这份情思，犹如陈年老酒，越是久远就越发香醇。

海南建省以来，人们常常以雷宇为尺度衡量一些省级领导。的确，不论是能力、魄力、魅力，还是人品、作风、亲民等等方面，他们同雷宇都难于同日而语。不信，你就听听一些人因为高升或是工作变动离开海南之后，在民间留下的绰号或是骂名吧!相反，一个被罢官贬谪的雷宇，其声望和口碑在广大干部与民众中却一直广为传颂，经久不衰，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把它称为“雷公（宇）现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必定有深刻的外在与内在根源。那么“雷公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陆定一生前对雷宇有过一段评价，这段评价既揭示了“雷公现象”产生的原因，又道出了这一现象的实质。陆定一并不认识雷宇，1986年7月，也就是“海南汽车事件”过后的一年，他到海南考察，通过耳濡目染，所见所闻，回京后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去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他们众口一辞，对雷宇的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有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的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有益的探索。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才，应予重用。其实，除陆定一的这段评价外，海南人民怀念雷宇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当今官场的腐败。是啊，人民多么需要像雷宇这样既勇于开拓，又清廉自律、“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

（一）雷宇为改变海南的落后面貌，探索海南的改革开放, 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雷宇是1982年7月从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位上调到海南工作的。在此之前，中组部和广东省委对雷宇的使用有三种考虑:一是去深圳当市长，二是到广州当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三是到海南接替罗天当区党委书记兼区公署主任。最后在省长刘田夫的力荐下，雷宇到了海南。刘田夫推荐雷宇到海南，讲了两条理由:一是1981年雷宇曾经带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六人小组到海南半个月，调查海南贯彻落实二0二号文的情况。雷宇回省后，给省里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讲到开发建设海南的设想。广东省委把这个报告改为文件，印发到各市县。据说中央一位领导看了雷宇写的这个报告，称赞说:海南岛的开发建设说了好多年了，还没有谁像这个报告说得那么清楚。据此刘田夫认为，雷宇对海南岛的情况作了调查研究，又提出了开发建设的初步方案，让他去组织实施，顺理成章。二是雷宇有魂力，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海南岛正需要这样的干部。可惜雷宇到海南岛赴任后，刘田夫这位伯乐不久就从省长位上退下来了，否则有他的支持，不致于有那样的结局。

雷宇到海南工作并不是没有阻力，他哥哥雷起予就极力反对。雷起予1964年从广东财贸部到海南来搞“四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雷宇许多有关海南贫穷、落后、“排外”等负面情况，说广东派到海南工作的干部，没有一个是全身而退的。雷起予的话有夸大的一面，但海南贫穷落后一点也不假，雷宇要是贪图安逸，完全可以留在广州或是到深圳去。1981年夏天，中组部副部长曹志正式同雷宇谈话。他说:深训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最适合你。中央领导到那儿视察也多，有很多机会能够让中央领导了解你。并说：中组部意见是，你到深圳当市长，半年后参加省委常委。可是雷宇并不这么想。他说服他哥哥说：“只要我好好地为海南做事，海南的干部和群众是不会排斥我的，他们排斥我干什么? ”

事实正如雷宇所说的那样。当然，雷宇初来的时候，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的人也不少，议论最多的是雷宇级别低，说“中央瞎了眼，派一个十七级干部来领导海南”。再就是雷宇的家小没有跟过来，说他不可能长期在海南工作，顶多镀镀金，“又是一个飞鸽牌”（解放后海南换了十几任书记，干满两届的没有几个人，群众贬称他们是“飞鸽牌”）。对于这些议论，雷宇不急于说什么，他认为关键是行动，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过了将近两个月，雷宇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原先设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勾画出开发建设海南的蓝图，并在党校礼堂对全区干部作了题为《解放思想  大胆改革》的施政报告。他后来向王震汇报的五条意见并最终形成十一号文件，在这个报告里就已经有了雏型。他在报告中强调:海南的出路就在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子。他作报告的那天我也在座，礼堂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他对海南的人文与地理、历史与现状，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数字了如指掌，背诵如流，连小数点后面的数据都说得准确无误。在报告的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在战争年代，海南人民能够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雷宇的报告催人振奋，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自从五十年代反地方主义之后，海南这面二十三年不倒的红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如果说雷宇在报告中讲到海南的远景，已经点燃起人们心中期待已久的火焰，那么他再度举起这面二十三年不倒的红旗，一下子就拉近了他同海南广大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人们对这位高个子、宽额头、机敏睿智的新领导不再是不信任了，而是充满着期盼!

雷宇是一个工作狂，有一篇报道说他有“三勤”，我说他是“五勤”:勤跑上、勤跑下、勤跑外、勤于政、勤读书。雷宇有一句名言，叫做“跑步（部）前进”。他到海南不到半年，在省里跑了二、三十个厅局，在中央跑了二、三十个部委（其中有一回仅用七天跑了二十六个部），拿到了二十几个关于基础设施与教育方面的建设项目，而且在资金、物资、技术力量等方面都逐一落实，为海南的开发建设打下了基础。这里举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 1984年2月，雷宇到交通部汇报洋浦港项目，交通部规划设计院的负责人对他说：有一个大断裂带从洋浦经过，地震裂度为九度（相当于七.二级地震），洋浦不能建设深水港和石油化工基地。雷宇一听如雷贯顶，一下子就懵了，等他转过神来，再三恳求这位负责人先不要毙掉这个项目，让他找国家地震局看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雷宇赶到地震局，主管业务的杨副局长看见他焦急的样子，便对他说，这个裂度（九度）是在唐山地震后定的，安全系数偏高了，可以组织专家再论证一次。雷宇一听感到有希望，赶紧回来准备召开论证会。雷宇还专门把定为地震裂度九度的那位专家的老师请来海南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论证，这位老专家又说服了他的学生，最后从九度改为八度（相当于六.四级地震），符合建设深水港的要求。海南建省后，国务院批准洋浦建设深水港和六.二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这里有雷宇的功劳，同他先前所做的铺路工作是分不开的。

把海南岛推介到世界，也是从雷宇开始。1982年他在香港的两场精彩演讲，一下子就让他也让海南岛名声远扬。一场是马可.波罗俱乐部，另一场是外国记者俱乐部。他在演讲中，在描绘了海南岛的蓝天绿水、四时如春、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后，着重介绍了海南岛的发展前景，阐述了海南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相关的优惠政策。两场演讲不但展现了雷宇的风彩，也展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滔滔不绝的口才，会场自始至终都处于高度热烈、高度兴奋的氛围中，给各大媒体和各界人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荷兰籍主持人说，俱乐部的一零八个座位不仅坐满，还加了许多旁座。他一再感谢雷宇给俱乐部带来了荣耀，打被了俱乐部成立以来活动的最高纪录。接着雷宇又先后参加了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海南商会组织的活动，介绍海南情况，欢迎香港商界、旅港同乡到（回）海南投资，共同开发海南。过后应泰国海南会馆、海南商会的邀请，他又率团到泰国访问。在泰国的成功访问，在东南亚都产生极大影响，从那以后，香港至海口的客轮、曼谷至海口的包机陆续启航。这是让世界了解海南，让海南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1983年下半年，应驻港媒体的要求，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了共同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六家驻港通讯社的负责人和资深记者一行十二人到海南考察。那时我已经担任区党委副秘书长，主持办公厅全面工作，这个记者团就是由我全程陪同的。我们从海口出发，沿着东海岸走，一路上伟岸的椰树、原生态的村落、田野里的农耕、黎家姑娘的桶裙等等，都让这些老外们目不暇接，激动不已。到了三亚已是华灯初上，我们下榻在鹿回头招待所。晚餐后他们兴趣未减，一定要到后海散步，这时恰好海上升明月，于是我给他们讲起了“鹿回头”的神话故事。老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观赏鹿回头的夜景，一直过了午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房间去。第二天清早准备吃早餐，我清点人数，少了一位法国客人。大家正在焦急之际，一辆三轮车蹬了过来，一位高个子老外从车上跳下，他正是“失踪”的法新社摄影记者。他胸前挂着两部照相机，满身露水，双手拍着照相机激动地说:“太美妙了，这里全是好东西!”原来他昨晚根本就没有进房间，而是雇上这辆三轮车，既当“坐骑”又作向导，直奔大东海，再去亚龙湾（那时亚龙湾还未开发），在那儿摄影、游泳、看海、赏月，闹腾了一夜，直到海军吹响起床号才急忙赶回来。这个记者团在海南一共考察了四天，回去后，他们在各自的媒体上作了专版，用很大的篇幅报道海南，给海南作了宣传。

在“五勤”中，雷宇最勤的还是勤政、勤下基层。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秘书谭可成劝他:家属不在身边，要学会照顾自己。他逗笑地说：“不是有人说我是‘飞鸽牌’吗?要是家属小孩真的来了，小孩的上学、生活等琐事，我能不管吗?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吗?”其实雷宇也不是一点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是想等到工作打开局面后再说。家属不在身边，最大的难题是吃饭问题，好在他当兵出身，吃苦耐劳惯了，吃方便面也能过日子。有一回我有事找谭可成，他和雷宇正在吃早餐，不一会儿车子来了,雷宇碗里的海南粉还来不及吃完,就和谭可成匆匆上车下乡去了。雷宇来海南不到一年,不仅跑遍了各个市县、厂矿企业、九十几个国营农场和林场,大部分公社也留下了他的足迹。昌江县的王下是海南最穷困的民族地区之一,那儿的黎苗同胞用三个石头支起一口锅作饭的情景,让他愧疚得掉泪。他常常跟身边的干部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像王下这样的地方还如此穷困,我们有罪呀!这样一番肺腑之言，道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心，一份催促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的责任心!

雷宇学识渊博，是一位知识型的领导干部，这同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的时候，他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他参加工作后，平时不管工作多晚，睡觉前总要看一两个钟头的书。不管到哪里出差，挎包里别的东西可以没有，书一定要有，类似《第三次浪潮》这样的新书，他更是抢分夺秒地读。他常说，领导者如果不及时“充电”，更新知识，就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既熟悉党的政策，对经济工作又很在行，国际上那些经济特区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胡耀邦早就听说雷宇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在视察海南听取雷宇汇报时，特别向雷宇提了几十个问题，想验证一下他的听闻是虚是实。结果除了南沙群岛的纬度雷宇一时答不上来，其它问题都应答如流，准确无误，令胡耀邦十分信服，难怪在第三梯队的人选中，胡耀邦把雷宇列在第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却在“汽车事件”中“翻车”，受到重创，海南人民怎么不倍感痛惜！

（二）雷宇心胸豁达，无私无畏，民尊“六公”

雷宇是一个襟怀宽阔，顾全大局，毫无私心杂念的共产党人。

根据胡耀邦总书记1983年2月视察海南期间当众所说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委内定，雷宇接替罗天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区公署主任。此后不久，罗天回省治病、休息。1983年5月1日，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专程到海南考察，以期最后确定海南领导班子的人选。岂料宋任穷到达海南后，有十二位老干部联名写信给他，说雷宇不尊重老干部（实际情况是雷宇初来乍到，忙里忙外，来不及逐个登门拜访这些老同志）。海南岛是老干部成堆的地方，在班子里有不少人的党龄比雷宇的年龄还大。考虑到海南老干部的情绪，中央和广东省委便改变初衷，决定将湛江地委书记姚文绪调来海南当区党委书记，雷宇改任副书记兼区公署主任。雷宇对此坦然处之，没有任何怨言，相反同姚文绪一直相处得很好。姚文绪也很尊重雷宇，对政府的工作很放手。在那个年代，“三农”工作是党委工作的重心，姚文绪又是一个很注重调查研究和深入基层的老干部，三天两头就带着我和林道文（区党委常委秘书）往市县或公社跑。正因为他们彼此尊重，互不猜忌，在班子里树立起良好榜样，这届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处处出现新的气象。雷宇是个信义君子，你对他有滴水之恩，他对你必以涌泉相报。由于平时在工作上得到姚文绪的理解、支持，雷宇便视姚文绪为良师益友，乃致“汽车事件”中代姚受过，甘为“汽车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有人对此评论说:雷宇在政治上不够老道。差矣!这是品质使然。民间流传一句话:金子的光辉是永恒的。多年来海南人民念念不忘雷宇，就是因为雷宇有金子般的高贵品质。

雷宇的高风亮节，还体现在他不怕丢官，处处为海南人民的利益着想。海南历史上有个海瑞，不仅为官清廉，而且敢于上疏皇帝为民请命。雷宇从海南人民的利益出发,分别在胡耀邦、赵紫阳面前力陈他的意见,虽然性质跟海瑞不同,但动机与目的都是为了人民。

1983年2月11日上午,雷宇在三亚榆林海军基地向胡耀邦汇报时,讲到海南缺煤缺电的问题,请求国家支持建设一个煤矿、一个电厂。胡耀邦是个快言快语的人,未等雷宇说完就打断说:“可以发动群众搞小煤窑,不要国家投资。”雷宇急了,赶忙说:“耀邦同志,我是学采煤的。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海南不是山西,随便找个地方都能挖出煤来。海南地质结构复杂,地下埋藏的是些热量很低的褐煤,没有特殊的技术和设备是开采不了的。”雷宇讲的这番话,不等于批评总书记不了解情况、不懂行吗?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胡耀邦对雷宇的当众“冒犯”不怒反喜,第二天早上,他当着雷宇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的面,交待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转告煤炭部长高扬文,要他解决海南建设煤矿的资金问题。

另一件事是关于莺歌海天然气给不给海南使用、给多少的问题。这件事一直牵动着海南人民的心，从钻探有气到决定开发，中央都在说莺歌海的气主要是供香港、广东使用，海南顶多给一些生活用气，对此海南从上到下颇有不满情绪。198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雷宇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的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对此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说:“海南岛虽然是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要顾全大局。”雷宇心里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从海南岛无偿地调走了那么多宝贝，海南人民还不顾全大局吗?只是经过反地方主义，海南的主要领导又是外来干部，海南人不敢站出来讲话罢了。我是海南岛一岛之长，再不为海南人民说话，我来海南干什么?于是他说道:“我不是海南人，不怕打成地方主义。海南能源严重缺乏，莺歌海就在海南的家门口，如果那里的天然气不给海南适当照顾，群众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长时间以来，海南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这句话也许说的过了头，但是它不能给我们敲个醒吗?”雷宇这番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赵紫阳和在座的部长们听后作何反响，暂且不说。但是自从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调离海南之日起，能这样在中央领导面前，代表海南人民发此声音的，在海南诸多的“岛长”中，雷宇当是第一位。

海南人民从心底里爱戴与想念雷宇，还在于雷宇行事透明，不贪不占，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在“汽车事件”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向调查组诬告雷宇，说他给儿子做进口汽车生意，赚了多少多少钱，调查组信以为真。对此，雷宇哭笑不得，他说：“我没有生儿子的命。我的女儿还在上中小学，哪来的儿子做汽车生意?”说起来当今的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雷宇作为一方“诸侯”，在海南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的家属或是亲戚朋友，不仅没有人沾进口汽车生意的边，就是他妻子的侄儿想买一辆进口摩托车，也被他拒绝了。哪里像现在的一些官员，只要坐镇一方，什么儿子女婿、三姑六姨，统统蜂拥而至，又是倒官卖官，又是跑马圈地、包揽工程，像是一群贪婪无度的吸血鬼。老百姓对一些地方“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现象已经欲哭无泪，他们无奈地说:“你们贪就贪吧，也为我们办点实事好不好?”说“无官不贪”或许言过其实，但是老百姓这种近乎乞求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于无声处听惊雷”，该是警醒的时候了!

（三）雷宇正确处理岛内各种关系，为开发建设海南创造良好环境。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岛常驻人口约五百七十万，不及台湾的一半，但人口结构多元、复杂，有些关系还相当紧张。雷宇来了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认为有五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否则就不能和谐相处,形成合力。

一是岛外干部与岛内干部的关系。五十年代“反地方主义”之后，原琼崖纵队和琼崖特委的不少老干部被调出岛外，岛内中层以上主要领导，几乎全部从广东各地调入或由岛内的外省干部担任。区、县两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同级的企事业单位第一把手，清一色的全部是大陆干部。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些外来干部认为他是来管治地方干部的，地方干部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就是不服从领导，动辄给你戴上“地方主义”、“排斥外来干部”的帽子；海南干部对反“地方主义”本来就心怀不满，面对一些外来干部的专横拔扈，他们十分反感甚至愤怒至极。这两种倾向就像是一道鸿沟，严重地阻隔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后来上面的指导思想逐步有些调整，公社一级自不必说，一些县委书记也开始由海南干部担任。雷宇来了以后，更是放手使用本地干部，他在大会上提出:“一个外来的，一个本地的，如果两个干部都具备条件，工作也都需要，两个都提。要是只能提一个，那就提本地这个。”在姚文绪和雷宇主管区党委、区政府的这个时期，各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基本上都是海南干部。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林桃森就是儋州人，这在以往想都甭想。雷宇去北京汇报工作，经常带着两个年轻人，一位是他的秘书谭可成，另一位是建委一般干部李执勇，李是琼山人，不久提拔为行政区建委主任。这个时期海南干部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本地干部同外来干部和睦相处，这同正确的用人路线是密切相关的。

二是老干部与年轻干部的关系。海南岛是革命老根据地，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多，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党性强，经验丰富，作风廉洁，是年轻干部的表率。雷宇要求年轻干部要以老干部为楷模，尊重老干部，虚心地向老干部学习，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鞭策自己。同时他希望老干部发挥传帮带作用，用心发现、培养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甘当年轻干部的阶梯，使党的伟业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三是农场与社队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央决定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在海南岛成立两个农垦局（海南与通什农垦局），下辖九十六个国营农场，全力投入种植橡胶事业。几十年来，海南农垦系统的广大职工对国家的经济与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场与地方社队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日趋尖锐，偷割橡胶、毁坏胶林、殴打群众的事不断发生，结果是人员伤亡，国家与集体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农场与社队的矛盾由来已久，焦点是土地问题。农场成立之初，其土地由地方无条件地划拨，要多少给多少，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随着农垦队伍与垦区的扩大，农场还在继续占用地方的土地。雷宇来海南后，对农垦拥有土地的情况作了调查：占全岛总人口七分之一的农场职工，耕地面积却占了全岛的三分之一，有的农场的地界都到了农民的家门口。这样社队当然就不干了。在那个年代又不许社队种橡胶，社员眼睁睁地看着橡胶加工厂在收购农场的胶水，于是偷割橡胶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案件便频繁出现了。可以这样说，场社矛盾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海南的一大矛盾，这个矛盾终于在雷宇主政时期得到基本解决。解决的办法是，经过同两个农垦局的充分协商和召开各种场社会议，最终作出三条决定:（一）凡是农场占地过多，矛盾较大，社员要求退地强烈的，农场要退出相应的土地给生产队；（二）已经种上橡胶不能退回土地的，经社员同意，可将相关生产队并入农场；（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砍伐农场林木或橡胶树，违者依法惩处。贯彻这三条决定后，全区并入农场的村庄共1580个，土地143万亩，场社纠纷基本平息。

四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海南岛的居民除汉族外，还有黎、苗等少数民族，人口一百多万。正确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既是党的民族政策，也是海南改革开放与开发建设的要求。海南岛的行政体制比较特殊，既有管理全岛事务的行政区公署（副省级），又有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益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地专级），它直接管辖八个自治县（市）。区公署和自治州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自治州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个很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雷宇的原则是：（一）属于经济发展的布局等重大问题，我管你，别的统统不管，让州政府充分行使自治权力；（二）以往自治州既有的利益区公署不拿不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适当多给；（三）重视培养与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由于雷宇为首的区公署确立上述方针，领导之间互相尊重，行政区与自治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岛内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从来没有发生过民族纠纷。

五是地方与军队的关系。海南岛一直被定位为国防前哨，岛上驻军有海、陆、空三军，都是军级单住（比行政区高半级）。他们是:海南军区、南海舰队航空兵、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处理好军地、军民关系，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海南开放开发的关键所在。海南岛陆地面积就那么大，不到三万四千平方公里,但军事设施密度很大,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海南的开发与开放。在国际国内形势己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沟通、协调,处理好开放、开发与保护、保密军事设施的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事情甚至要经海军总部、总参乃至中央军委拍板才能解决。区党委、区公署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三军强有力的支持。这其中有雷宇的功劳。他在“汽车事件”中受到那样严厉的处分,海军还用舰艇送他过琼州海峡,足见他在军中的威望。

海南岛孤悬海外，对外开放和开发又很晚，经济文化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封建王朝流放“乱臣贼子”的地方。唐宋时代，先后有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五位宰相重臣因为与朝廷政见相左，被放逐到这个“飞鸟也要半年程”的荒岛上。这些人有的为国家与民族的兴亡立过汗马功劳,有的在贬谪海南期间,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或生产技术作出贡献,因此海南人民在琼州首府府城为他们建祠,命名五公祠,以彰显他们的功德,作为后人的楷模。“海南汽车事件”后，海南人民把雷宇当作六公，并且期盼着将他的名字镌刻在五公祠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1986年即雷宇离开海南的第二年，琼山县龙塘镇几位老艺人在五公祠院内雕刻五公的塑像，有游客问道:“你们在为五公塑像吗?”一位年长的老艺人答道:“不，是六公!”游客惊讶地问道:“还有一公是谁?”答：“是雷宇，雷公!”这段对话不胫而走，成为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佳话。这段佳话告诉人们:只要你为海南做过好事实事，海南人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你!

    (此文选自作者《往事如歌》一书。作者曾任中共海南区党委秘书长、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海南建省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外联办主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