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的海南人——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尽管巴厘和中国间的关系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①中国人拓居在这个岛上的历史记录仍是极为贫困。在十九世纪前的一个时期，中国人和巴厘人的原始资料看来相当缺乏②。可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从爪哇，尤其是从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和万辰等地来的中国商人已同巴厘进行了深入的贸易，他们不但获得奴隶在市场上进行买卖，③而且还把她们作为妻子④和小老婆组成家庭。他们间的交易可能是如此进行的：华人奴隶经纪人在基地港口布勒隆和古打拜访奴隶所有者（即部落王公和首领）并在当地进行买卖，把奴隶卖给从事远洋航行的贸易商。还有迹象表明，在1740年镇压事件后，许多华人从巴达维亚和帕西萨往巴厘避难并在那里居住下来⑤。英国人长期以来认为巴厘对荷属东印度是具有潜在经营价值的基地，于1760年代⑥便煞费苦心地与东爪哇和孟威的华人开办了试验性的合营企业。为了查明十九世纪头十年这段时间内的情况，我们从英国和荷兰的公务员，商人和传教士所写的各种报告和旅行记录片中发现了有关巴厘华人的贫乏简略的报道，但使人遗憾的是这些西方的资料，对他们在中国的来源地却提供不出线索。

在1999年我们偶然在丹戎宾诺港市（在登巴萨南约25公里）发现了一座海南人供奉的神庙，庙名昭应祠。这种神庙在印度尼西亚是唯一的一座。题词铭刻树立于1888年，籍以纪念庙的重建。这就表明了在那儿已经有一个意义重大的海南商人社群居住了。在捐献者中出现了一些福建人的名字。这又说明了这两群人保持了很密切的接触。这一事实几乎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海南东北部的人口实际上主要是宋、元时期从福建移居来的后裔。

这偶然的发现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使我们对海南人的研究工作更进一步。海南人，他们象福建人一样专心一意地经营运输业和贸易业，虽然规模较小。在巴厘的不同港市中试图探索他们小共同体和他们逐渐向岛内地扩展的历史之前，我们首先希望探索一下他们通过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英雄人物的神化方式构造他们在巴厘的过去。我们也将会看到他们是如何继续同这些被想象为保护他们也同样保护巴厘人的英雄们通话交往的。

 

• 往事的建造物：分担的神学

有几个在当地华人称为“公祖”的“祖先”，据说住于岛上，他们在海南人的神祠里受崇拜，甚至在巴厘人的神庙内也受崇拜。那些“公祖”中，如“总辅公”却名声显赫，而其他的只是为地方献身的对象。诸如其中神化了的港主等。我们在此不打算讨论“陈府真人”。其信徒们将其从东爪哇引进巴厘，此事我们在别处已经考虑到了。⑦

总辅公及其信徒

如同在爪哇，传说仍流传有关著名的明朝远征开拓舰队长官郑和（1371—1433年）的故事。他通常地被称呼为三保公⑧。但在这件事中，决定舰船停留下来的并不是舰队长官（印尼语为“奇埃祖鲁目地”，爪哇语和巴厘语为“谈甫阿汪”，⑨华语为“舵公”）而是由“厨师”（即福建话和海南语“总辅”）代替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洋一带，中国式的烹调，在华商和当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如在十三世纪初期，赵汝适在《诸蕃记》（1225年）中提及那些想同文莱交易的商人开始谈生意前，惯常总是首先给国王呈献上美味的菜式。他们的目的是必要选择“好厨师”，这里称为“善庖者”：“船停泊，人登岸，按常例在谈贸易问题前，交易者向国王呈献日用礼品，即中国食品及酒类。同此理由，船往婆泥时，他们须随身带上一、二名“善庖者”。⑾

一位泰国籍华裔商人秦开重述了一个关于“总辅公”的有名的古老故事。他在1846年访问巴厘，一位巴厘妇女翻译带他走进一座供奉“总辅公”的神祠里。关于这位神灵他是如此报道的：“女翻译和村长告诉我在火山脚有一座“总辅公”神庙。早先，一位从厦门来的陈姓华人，他干的是“总辅”活，跟随“三保公”来到三宝垄港市。“总辅”要回厦门去，但他抵达巴厘岛时帆船遭难了，船上人全部死亡，只剩下总辅孤单一人，后来他上了这座山。他娶了未开化的人作为妻子，他们有了孩子。可是这些孩子都不再是华人而成为巴厘人了。他们说是今日的巴厘人。在神庵里，一条用棕榈纤维编织成的衬衣和一顶海南竹笠放在石坛上。女翻译和村长带领我观看此物。由村长家到神庵的行走路程距离大约为80米。

神庵是用砖和灰泥砌成的，约有6平方米面积。屋乃尖顶，很像帐篷，也用上灰泥铺盖。我观看一座石坛约有1米高，1米阔和1.5米长。我还观看了棕榈纤维编织成的衬衫和帽子，约有1米阔，这些东西都放在石坛上。为对神灵表示敬意，我燃了些金银冥纸。然后我问及那衬衫和帽子放在那里多久了，女翻译和村长都说，他们不知道，自从总辅之死到现在已过了多少个百年了。⑿

有趣的是这里所提及的厨师据说是福建血统，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厦门。厦门这地方在十五世纪时，只不过是一个有一道新建围墙以加强海岸防卫的军事基地。但我们被告知其附属物之一的是一顶海南竹笠，其中详情，我们以后还会讲到。

这个故事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些还留存到现在。为比较起见，我们于此将再现李君才听来的一个故事。李在1960-70年代曾访问巴厘。这个故事是一位名叫陈尚的人告诉他的。“陈尚是一位名叫陈浑山的第三代子孙，陈浑山是一位海南籍船长，曾在台湾打内战，然后移居巴厘，后来就在巴厘成为登巴萨王公的军事顾问。”⒀

“一种传说认为当郑和统领的宝舰抵达巴厘，在班加利地区的海岸外抛锚时，其中一舰飞快越过巴托湖。在这艘舰上有一位姓康的福建厨师。金塔马尼的美丽景色和巴托湖迷住了他，不久他爱上一位巴厘舞女，最后决定擅离职守，他随身带上九件衣服和一双拖鞋，一支竹烟筒，一把屠刀，少许花生，荔枝和白葱头。依陈尚的话说，那就是在巴厘中国花生，荔枝和白葱的来源。”

康姓厨师跟巴厘女结婚后在巴托定居下来。他俩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康金花。她生长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因而吸引了巴托王公，把她纳为王后并把他的王国命名为巴林康，此乃“巴厘”一词与王后的姓氏“康”的结合体。康金花成为更加知名的中国公主。她的父亲康老厨师死后，在巴厘人的综合神庙外侧建立了一座小庙以纪念他。后来，当流行病席卷村庄时，遭受死亡者众，村民认为创伤是由老康造成的，因为他的基地置于综合神庙之外，这使他感到不乐，于是，康氏神庙得以在综合神庙内重建，迄今不衰。⒁

值得注意的是在厨师的附属物中，有一把切肉刀，这是象征他的手艺的一把刀，还有被认为是他引进巴厘的植物如荔枝核和花生。虽然荔枝树被认为是华人传入爪哇和巴厘的，⒂可是现在只有后者才产量丰富。在中国本土，福建长期盛产荔枝，广东和海南则次之。⒃可是荔枝何时引进巴厘却很难确知。这或许发生在最后一个时期。⒄至于花生，本地话叫加杖支那，十七世纪前后在南洋群岛一带，人们已经懂得什么是花生了。隆菲斯的植物志中已有所描述，但我们却不知道其传入巴厘的确切时间。在中国本土，被认为是一种早留种的小粒花生于宋-元时期引进广东和海南，再从那里逐渐向中国南部进展。

关于巴厘的蔬菜，梅赫斯特曾作出有趣的陈述，表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园艺还很罕见，在市场里买菜仍是一件难事：

“巴厘人在屋旁没有菜园，不种植烹饪用的蔬菜，不论是他们自用的还是出卖的：我们所看见唯一的由华人经营的一个菜园，园里有几圃芹菜和微不足道的韭葱，大概足够一家人的吃用；一我们随时可在市场上发现一只南瓜或葫芦瓜，曾有一次获得了一些野茄子和茄子来烹饪咖喱，一除此以外，我们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可供我们吃用的蔬菜。”

呈献给总辅的纪念品仍然展现在几座祭坛上，华籍巴厘人和土著巴厘人中的崇拜者经常到这里拜访，尤其是那些来自巴托，淡波灵干，金塔马尼和基安牙的。中国籍泰国商人对神庙的描述是难以鉴定的，因其所走的航路不可能准确决定。他所提说的地名，由于字迹久经腐蚀已辨别不清。此外，我们也不能确定当时所走的航路同荷兰人后来在地图上所表示出的航路相一致。旅行记录片的编辑们的意见是神庙可能坐落于巴托。⒅

当前神龛被安放在甫拉乌伦打奴巴托综合神庙内。经过多年的各种各样的变化，现在的情况不再适合秦卡所描述的了。神庙建筑是由走廊和通常锁上的祭坛组成。外墙用巴厘雕刻装饰。内面是置有香炉和一个空宝座的中国式的神龛。刺绣上总辅公称号的一块布匾，挂在祭坛上端（参看图1-2）。两行平行的对联暗示了其在巴厘的长期存在。对联写道：

古来大众称素客

千载成名在厘邦

我们从其他的原始资料中得悉，在1905年巴托火山大爆发时，神庙为熔岩流所毁，而在不同的地方重建。可是朴来特在1901年所提供的对巴托神庙内所安放的中国神龛的简单描述，却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或者神龛同时已被修理，或者荷兰学者为中国文学和装置所吸引而对神的特征注意不够：

“特别注意力引向中央部份，在那儿一所普通的巴厘神庙显露出中国祭坛的真实面目，在那儿人们可以看见排列成不同位置的典型的巴厘塑像，一个配有烛台和餐具盘、碟的中国祭坛，而后墙却装饰上用优美雅致的金字写在木板上的格言。许多移居在巴厘的天国后裔在此地就如此构建起他们的圣殿。”

真足够稀奇古怪，难以理解，一所巴厘人称为普拉恩德，面向淡波灵干湖，坐落于山岳斜坡上的圣庙，其中情况与秦卡的报道较为合适。神灵祭坛装置在很简单的巴厘式的圣殿内，用涂上深红色的木栅栏围住（用以代替泥砖或未烧透的砖墙）（见图3）。庵堂内仍陈列一顶海南式样的石笠和一只同样用石制成的柜子用以存放崇拜者奉献的钱财。中国人的香脚和巴厘人的祭品都展现在石笠前，这显示了崇拜者属于两个团体（见图4）⒆在综合神庙的左旁有两块圣石，其中一块形如坛子，另一块意味着带有一个脚印（见图5-6）。丹戎宾诺亚海南神庙的看守人对我们解释，说那顶石笠历时悠久，以致成为化石。使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会见那位巴厘女看守人，她居住在山下靠近湖边的淡波灵干村庄。

至于位于巴托的神殿，它靠近金塔马尼的边界，在重新安置的特洛比乌圣所内。它的历史毫无所知。当前的神庵是一种宗教上不同信仰的建造物，由巴厘的棕榈纤维屋顶和中国式的祭坛组成，在祭坛内安放上总辅公的雕像。总辅公在这里被尊称为林府真人。两种称号都雕刻在木制的祭坛上。（图7-8）

在基安牙，神庵安置在综合神庙的中间，叫做总辅公庙。依据资料，其历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期，可是在神庵内的中文铭刻上却没有写明日期。不过这个断言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1817年时已经有一小部分托居的中国商人在这个城市住下了。

神化了的苏班达（首领）

在殖民时代前，港口乃巴厘统治者的所有物，对外交易他们的特权。他们经常向合同范围内的港口主即首领出租贸易权。因为后者是对外交易的经理，他们在商业行业中有垄断权。他们可以把手中的部分特权转移给他们的同胞，也可以同其他运输承包商进行交易。这些特权的首长在统治者的保护之下，有些人在贸易领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岛的东部地区大多数首领都是中国人。⒇把那些首领叫做“甲必丹”的秦卡说，当他探访这个岛地时，在下列五个港口：库列，阿沙（卡冷加森附近），巴登拜，库萨巴（科龙贡附近）和“金孟凯”，（能是在布勒朗王国的库布洛），都有一个“中国甲必丹”。在1859年,布尔曼·华安特斯在布勒朗地区的下列港口：潘加斯都令，淡漠卡斯，安吐冷，布勒朗，生切，库布莱和里朗，他匡算过（21），分别有七位农民，全都是中国人，给首领付出二十，五十，八，六十，四十和十荷币作为田租。在十九世纪后十年，可能更早些，还有一位首领和一个中国港口团体在卧眠息（照中文字义是“安息之地”）这块坐落在沙奴亚以北大约四公里处的地方重新聚集了福建人和海南人（22）。在这个岛上的不同地方，都留下了对这些首领们的不朽纪念，这里所举诸如巴登柯，比萨基和巴灵康等地，不过是几个例证罢了。在此我们不打算讨论最后那两个地方，因为隶属于其地的传说尚在争论之中。

在巴登拜有海南和福建船只定期来往，其地有两座神庙，其中一座由一个有名望的首领供奉。这座庙坐落于普拉丹戎沙里港市内，位于面向大海的小山丘上，且与著名的色勒右蒂庙相毗邻。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种复合式的祭坛在综合神庙内设立，即如在复制的照片中所能看见的那样（23）（图9）。祭坛内摆放上神位牌，牌上写上几个中国字，这些字中只有上头的字可以看见。可能标明的是“山客神位”。根据一位出生在丹戎拜的海员所说，神位在开始时是由私人供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神位被迁移直丹戎萨里综合神庙，在那里建有一座特别祭坛来保护它。一种相当模糊的理由认为可能因为不安全，神位在前几年在临时被迁移，可是在新祭坛完成后，它将再被安放在综合神庙内。

第二位首领的神殿设于一座巴厘私人神庙的庭院里，这座神庙，坐落接近海边与普拉拍那搭兰亚公对面巴登拜的一个村子里。这座小型中国式神庙是混凝土建筑物（见图10）。它仅设立一个神位牌，上书“公祖神位”四个字（见图11），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海员每次从事出海航行时，都经常到来，祈求首领神灵保佑。

 

• 推论的港口团体历史

如果我们考查历史根源，我们发现在十九世纪开端关于中国港口商业团体的资料相当贫乏。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关于巴登科（后来荷兰人称为巴登拜）和布勒朗。然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才获得其他港口诸如丹戎宾诺亚，乌众，库列和古打等地较多的资料。在此，我们不打算讨论最后那个港口群体，因为资料不多，且已在别处探讨过了。（24）

巴登拜

巴登拜乃卡冷加森王国最繁忙的港口。凡·德·布鲁克在1817年探访巴厘时写道：它是王国进口商业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其主要理由是和乌众港口比较起来，巴登科港口提供了卓越的锚地，而乌众港口却在好几个月里格外危险不能使用。根据凡·德·布鲁克所说巴登拜是由一位权力大的首领所控制，他从统治者手中获取了岁金额六百西班牙元的贸易垄断权：“一华人，名罗仿，出租巴登科港口入口权，向国王交付年金总额六百西班牙元，凭其极力讨好国王之能事，致使其到处受宠被视为显贵。他不但可乘王室车马，且在巴登及四邻多处横行霸道。”

然后作者重述那位首领，说他如何向一位英国贸易商购买了几箱鸦片和其他货物，为了夺货赖款，他如何设法谋杀贸易商的经过：“下列发生在1809年的事件，为罗仿行政管理的专横提供了显著的证据。上面提及的那个中国人从私营的英国方帆双桅船的一位船长手中，购买了整船货物，这位船长的名字未被提及。其中有四十箱鸦片和一批麻布料。在全部货物交货后，他邀请船长晚上到他家里以便接收货款。到达那位华人的住宅，跨入门口时，他头上遭到一根大棍的猛击，以致他倒地身亡。因此伴随来的水手们躲避到艇上，再走上方帆双桅船，后来不久便驶离港口。因为干了这种凶恶勾当，华人罗仿成为巨富，据说卡兰·亚桑国王完全庇护这个流氓无赖的骗局，他从上述掠夺物中分享了三万西班牙元。”

可是我们的荷兰旅行者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评论道：“英国人会让这种行为无罪开脱，此事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在爪哇时也从未听说过此事，因此我不敢保证此事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梅胡斯特重述了一个同样的关于中国首领罪行的故事。不像凡登布鲁克那样，他显而易见地只从表面价值来看问题，对英国人不采取行动来反对首领并不感到惊奇：（25）

有人对我叙述关于在巴厘人身和财产不安全感的几个例子，于此也许可借引证。五、六年前，一位英国船长到巴登科做生意，货物卸陆后，他把数量巨大的货物，托管在一位中国首领处，为了避免还债，那位中国首领卑鄙地把那位英国商人杀害了。罪行的手法如下：那位中国的屋内，在接近桌子旁边挖了一个深洞，洞面用木板遮盖，木板上面铺上少量泥土。船长被邀请进屋，马上请在洞上头的椅子上就座，在他酒喝得微醉时，木板被拉掉，他被陷进洞内，立即被活埋地下，他的全部财产就这样被人弄到手了。寻找他的仆从人员，找不到他的身体踪迹，认为他已失踪，最后只好离开。事实虽然清楚，可是巴厘当局对此事却不发出通告，以后那位首领来到爪哇，后来他死了。

大约五十年后有一位内科医生名叫朱利叶斯·雅谷，他访问了巴登科。他对有关当时的首领名柯西央的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柯曾接待过他。他接着又说那个华人为当时卡冷加森的封建主隆的统治者所任命，后者保持其地位长达二十多年。他还陈述，正如库列港市的情况那样，巴登拜在苏拉巴亚范围内，从事椰子和椰油的集中贸易，在撒拉牙范围内，从事烟草和龙塔叶的集中贸易。他对巴登拜港口作出了下面的描述：“巴登小海湾几乎始终挤满了布坚人的小艇和中国人的舢板，彩色旗帜和三角旗展现出如画般的景色。”

关于这些中国舢板的来源地难以精确决定。但根据在1999年仍居住在巴登的一位从前的海南海员所说，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舢板都掌握在居住在该地的海南人手里。他们进行广泛的运输贸易，经由群岛，甚至远达新加坡和香港，直到他们的舢板逐渐为欧洲的轮船所取代为止。

布勒朗

虽然中国舢板多年来在布勒朗港口来往频繁，也不可能查出华人拓居地的开端会更早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梅胡斯特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晚期访问这个港市时，华人已有一个公共坟场了。（26）这就意味着人口的聚居是有深长意义的。使人遗憾的是这个老墓地已表面上消失了。（27）此外，在1846年岛北的荷兰人征服此地后，这座城市遭受毁坏和掠夺。值得注意的是布勒朗的两座最古老的华人神庙公祖庙，它仍保存着一尊上面刻上“肯特1810”字样的大钟，这可能是从前神庙的残存物。由当前的情况来看，公祖庙的建立日期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

在奉献给祖先的许多板匾中，我们发现了不少于七块是在1874年（光绪二年）和1899年（光绪己亥）间为海南人民所呈献的。这些人是以运输公司（装）（28）主人（三名），商人（五名），船工或船户名义呈献，但也有只不过是信徒而不提及其自身职业的（十三人）。这些人中有八人较明确地声明他们的籍贯是文昌县（即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部）。饶有趣味的是，第一组名单注明的日期显然是神坛重建的时间，（29）它是由一个运输公司日利装主人名叫钱朝卿和船工们所奉献的。

其上雕刻的“恩被琼邦”表明了海南人所具有的观念上的一致性。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当时在布勒朗已经有了海南商人的小团体。还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有八名热心之士分享陈姓的神灵姓氏。他们中有三个在文昌县出生的，以裔孙身份呈献上一块写明日期为光绪己亥（1899年）的板匾，而其他同样是从文昌来的，却在一块写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板匾上书上“旅邸蒙福”（见图12）对祖先表明一种特有的关系。

显而易见地海南人在布勒朗已有了一个拓居地：但从神庙保存的其他碑文判断，华人团体的控制权是在福建首领郑祯祥手中，郑是漳普县人，曾在漳州任官职。（30）他在1873年由荷兰人任命，多年担当鸦片承包商。我们将看到的丹戎宾诺亚的情况却又大不相同。

丹戎宾诺亚

虽然丹戎宾诺亚这个港口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至今有长久历史的被开挖的古港口残存物，（31）但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欧洲的原始资料中却很少提及它。最早提及此事的，迄今为止我们可在戈弗·布洛姆的报道中查出。在报道中他叙述在1841年7月19日护卫舰遇难后，乘客为丹麦商船马德兰号和一些帆船所拯救而在丹戎宾诺亚登陆。看来荷兰人是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在南巴厘和小海湾的发展关系中才获得真正的利益。

可是在十九世纪期间，这个港口像布勒朗和巴登拜那样导致了贸易上的重要作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该地已存在值得注意的海南商团。这很清楚地出现在奉献给恢复海南神庙的捐款者名单中。置于小导言正文末的捐献者名单中共有二百八十三人，其中有海南人二百五十六名，福建人十七名，还有十名广东省人（加应州，广州，增城和高州）。如果我们细想一下昭应祠这个名称，其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早期是不会在神坛内被授与的。不管怎样，神坛也许把这称号的日期填早了。（32）此外，还有一座奉献给天后的旁祭坛，其广为传播的狂热崇拜可追溯至宋代。一块纪念天后的板匾，写明日期为光绪癸未年（1883年），上书“海南第一”。（见图13）目前主祭坛陈列上“一百零八兄弟”的灵牌。倘若后者的狂热崇拜在十七世纪时发源于海南，那通常称为“兄弟公”的前者之死的时间同发生在1851年事件中的牺牲者之死的时间具有精确性。

“一百零八兄弟”实际上是在安南做生意后返归中国途中的海南海上商人。他们在安南南方港市顺化海域遭贪婪的越南海岸巡逻兵谋杀，他们的尸体被抛入大海。牺牲者到达神的住所后，神开始准许保护航海者的安全。在海南，第一批纪念他们的神庙于1864年在铺前和1868年在清澜建立了，这两个港口为南海带来了广泛的帆船交通往来。这些神庙后来毁坏了。（33）在坐落于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沿岸地区的其他海南神庙里，也就是迄今几乎所有海南人继续旅居的地方，也有他们自己的神祠或从属的神。（34）

在丹戎宾诺亚有二十多块雕刻在板匾上的铭文，这些铭刻约有七块在日期上早于1888年纪念神庙恢复的灵牌。年代最久的一块注明日期为光绪五年（1879年）由云崇浩和其他同姓的文昌县热心人士所捐赠（35）灵牌书写上“恩深保赤”。这明显地是奉献给天后的。另一块注明日期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是龙兴种捐赠的。（36）上面写上“保和太平”。这明显地是奉献给兄弟公的，就像第三块注明日期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书“英扬海阁”一样，也是奉献给兄弟公的。从这块板匾名单上捐赠者的数目判断（有三十五名，其中二十名列入石铭刻上）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保护者是兄弟公的秘密社团的成员。（37）

石铭刻的导言正文未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其关于海南人拓居丹戎的历史相当模糊。（38）我们从铭文中可以看出：

“曾思盂兰之会，自古已彰。昭应之词，于今为烈。助碧海以安澜，无往不利。同华夷而血食无处不灵。此乃丹戎之地，凡我唐人登舟束贸易交相，叠如蚁聚。今唐人等邀众捐金以建庙，还期聚蚊以成雷。从此庙貌维新，安神灵以妥以侑。自今香烟勿替，保唐人泰而康。河清海晏，利美财丰。长年被泽，四季沾恩，皆于此举权与焉。”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捐献者，其中有许多商人他们给神灵奉献牌匾，还捐款来建神庙，尤其是云崇浩，他的名字已在上面提过的1879年的牌匾中出现。我们匡算过有不少于三十五个源于祖先名的韩，林，龙，邢，云，詹……在石铭刻上，捐赠者名单并不按照每个捐赠者捐款多少的数量安排，因此在团体内不可能发现任何等级制度。（参看版图14及誉本）。名单中第一名的人是陈东升，他只捐出四十仟（40）,而从前的承包者可能是一位首领的义发商行却只出现在第一行的末位，再而在第二行开头捐赠了四百仟……神庙管理人的名字却不说明清楚。

我们应把商行中的运输公司或装同公司区别开来。前者中五家都是海南人的，后者中有三家是海南人的，（41）仅有一家是福建人的。运输公司捐款跨距是二仟至五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期间赠送的板匾中还出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即新合成装和琼兴利装及琼万兴公司。这又引起了问题如捐款二仟至四十仟之间的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问题。看来在某种情况中商店的主人不但以自己的名义捐献，而且以商店的名份捐献。这种事例如梁祖益，他自己个人捐赠一仟，他的商店也捐赠八仟。

从碑文中我们洞悉这些运输公司的交通往来情况，例如其中琼兴利装和琼顺兴装经由新加坡在巴厘和中国之间经常来往，在新加坡他们也曾为修缮琼州天后宫捐款。（42）在捐款者名单中所提到的居住地是暹罗的两位商人，即韩昭（1889）（43）和郑德国（1880）。（44）人们会推测韩昭所经营的运输公司琼兴利装在暹罗也会有一个分公司。（45）因而丹戎宾诺亚保持同中国，新加坡和暹罗的联系甚类似布勒朗所展现的那样。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丹戎宾诺亚交通运输主要是掌握在海南人手里。人们还注意到通过世代名称的亲族关系标准团结移居者的环节。例如在注明1887年的一组捐赠者名单中有五名林姓亲属成员，从其世代名称来判断（树辉，树峥……）他们或者是兄弟或者堂兄弟。对其他姓氏来说道理是同样的 。

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跟随这些移居者家庭进入二十世纪，可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家系的原始资料进一步看透这些群体的移居类型，正如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那样。

• 二十世纪时期社团的演变

在二十世纪时期，巴厘的海南社团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遭受连续的冲击，这就使其组织完全变更，其历史严重地被抹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移居方式

庞朝代先生给我们看他的家谱，他是琼山县人，可他的远祖在元朝时从福建北部经由广东省移居到海南。（46）通过这本家谱和幸亏庞朝代先生的评论，我们才得以东西海南人移居巴厘岛的途径。家谱本身并不记录家属中各个成员的移居情况，但有时却注明他们中某一在国外成员的死亡日期。在1888年的碑文名单中并没有庞姓家庭的成员。可是金美利装运输公司主人的名字列在一起的一位名叫庞家位的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1905年）捐赠了一付板匾。依据家谱，庞家位（1866年至1929年）乃庞朝代先生的祖父庞家兴（生于1861年）的一位也是来到丹戎宾诺亚的堂兄弟。庞家位的船务运输公司显然也是设立在丹戎的，因其并不签订在海南设置基地。推测起来，其逝世之地也是丹戎。（其逝世日期家谱中无记录）。另一位堂兄弟庞家茂也是移居来丹戎，他在1933年死后葬在这里（见版图19）。显然他是随同他的父亲庞传义来的。料想他也是死在巴厘，因其死亡日期并不记录在家谱上。庞家茂在海南有一个老婆，生有一子名兴隆，但他在巴厘也有一个老婆，她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名兴佩。兴佩立了一块墓碑（见图19）。兴佩娶一位当地女子为妻，生一子名朝山，这就是当前昭应祠的管理人。

再回顾庞朝代的祖父庞家兴，他有一个妻子在海南，她为他生下三个男孩子兴禄，兴泰和兴木。他还另有两位妻子，一在越南，一在泰国。兴禄和兴水年幼时便夭亡了，兴泰（1894-1945年）离开他在海南的妻子来到丹戎宾诺亚。他在沙奴亚定居下来，娶了一个巴厘姑娘，她为他生下两个儿子（朝代生于1925年，朝开生于1927年，他仍在巴厘），她死于1939年。庞朝代被送回海南读书，和一位海南姑娘订了婚。但由于日本的侵略终止了这个计划。在1938年给未婚妻家庭提供一笔补偿费后，他解除婚约，随同他的中国母亲返回巴厘。后来由于同巴厘的妻子生活不融洽，几个月后她决定返回海南，1975年在海南逝世。

1941年庞兴泰和一位混血的福建姑娘结婚。这位姑娘是梁世章（一位基地在沙奴亚的富有的鸦片承包人）的孙女，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朝民和一个女儿（他们三人于1960年返海南）。1945年庞兴泰猝死，庞朝代不得不和一位来自帕央干的福建裔混血女在其父的灵柩前结婚。他的岳父想把在帕央干的荔枝种植园交由他帮助管理，但他不肯承受。他反而想碰碰运气从事运输业，最后建立了一个运输公司，那就是方今由其儿子中之一管理的那个公司。

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在巴厘的海南人口数字，但在日本侵占海南岛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稍有增加。我们从不同的资料中获悉，他们移居是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他们先逃避到当时仍在法国控制下的广州湾（今湛江）或香港。再从那里乘帆船往荷属东印度的亲朋处。这些逃亡者中，有些停留在巴里巴班，孟加萨，或苏腊巴亚，这三个城市当时有现在仍有小海南社团的建立。

海南妇女移居巴厘问题也应该提述一下。从上面所提及的庞氏家属移居方式看来，它出现了移民有两个家庭：一在海南，一在巴厘。依上面所提及的情况，移民所娶的妻子或者是巴厘人或者是混血儿。有人认为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海南妇女才准移居外国（47）。第一批跟随丈夫出去的姑娘，据说须到香港，并把自己装扮成像广州人，以避免察觉。但据“琼海县志”所述，早在1859年，海南地方戏团已在东南亚进行访问演出，一些男女演员居留当地。根据这种资料来看，这些女演员或许是身居第一批移居远地的海南妇女之中。（48）至于巴厘，显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界三十年代一些海南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得到重新聚合。庞朝代先生曾提到他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她来到沙奴亚但却拒绝居留下去，因为她的丈夫已娶了第二位妻子。

在丹戎宾诺亚的海南墓地，我们发现了一块神秘的墓碑、其呈献者是一位海南妇女。可是碑记上确定的年代却是光绪甲申年（1904年），这就有点不平常了。墓碑右侧纵行写道死者乃一位名叫郭龙公的前配偶，但随后的四个字不能辨认。墓碑的中央纵行写上当墓中人死亡时，她是一位符姓的配偶，她自己姓花，名殇，这实在是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其义为“死于幼年”。倘从碑文的表面价值来看，它也许是属于在巴厘的一位海南妇女最古老而知名的墓碑（参看版图20）。可是有人也许想直到这座坟墓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巴厘女人，（49）因为在实际上或某种程度上海南人为其巴厘妻子采取中国式的丧葬和立墓碑也是常有的事。

职业上的多种经营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海南帆船所从事的长距离航行活动，逐渐为那些欧洲的轮船公司所取替。海南移民乘船前往香港，西贡，新加坡和泗水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巴厘的海南人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南人一样，不得不调整自己使其适应新的环境。

他们中有些人设法维持小规模的岛内运输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尤其是那些在巴登拜的人，他们继续往雅加达运输家畜（猪和牛），有时远至新加坡和香港。其他的人决定在“皇家邮船航运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接替了家畜贸易，把家畜运往苏腊巴亚，雅加达并远至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为了达到装运量的目的，荷兰公司建造了巨大的能装载大批牲畜的轮船。海南人不但能被吸收为海员而且还能充当管理人。后者的任务是照顾那些牲畜和在旅程中给它们提供饲养。与这种行业有关的是海南人还从事养猪场的经营。最大的养猪场有能力饲养的猪只在一百至五百头之间。他们还开设屠宰场，至今，海南人仍被卷缠在这两门职业中。他们还引进了中国猪种，培育出一种混血猪，叫杂种猪，这种猪体有黑、白两色，而土著猪是全黑色（50）。

海南人按照不同的工作而有不同的财政收入。他们为福建人经营生意，从事小规模的买卖，收集土产品，特别是干椰肉、香料和咖啡豆。他们甚至闯进咖啡的培植。他们进入这一新领域的日期是难以确定的 。可是人们从他们与福建人一起被当地统治者（在荷兰统治之前）准许，尤其在班加利、他巴宁和金塔马尼等地区可以拥有土地这件事来设想，问题也许可以弄清。曾在巴厘中部山岳地带做过调查的罗克思中尉报道说，在巴东以北（托拉加[即佩拉加]）班加利以北（兰普金邦沙里和古他打林），打巴宁（普端[即婆盘]和巴都列蒂）等地区被允许拥有咖啡种植地和曾在不少于四十五个村庄居住着的中国人，从1912年起为荷兰人所迫，居住在受限制的地区。在金塔马尼，作为异己的海南人为数特别众多，他们保持自己的种植园直到1960年为止。

社会生活与政治变化

昭应祠原本是巴厘的海南人主要宗教和社会中心。可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不同的团体都感到有自身的组织和集会地方的需要。由于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消失了，要想准确地知道第一个行会或会馆在何时产生是困难的。到目前为止，这种行会组织，在巴萨、新加拉牙、巴登拜和卡令加森这四个城市可以查出。直到1960年他们才开办起中文学校并看管公共坟场。在登巴萨，行会设在卡蒂尼街，但我们在街上找不出高楼大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庞朝代先生一个时期担任副会长职位。在新加拉牙的会址现在已成了部分塌毁的建筑物，房子用来贮藏各种物品，包括待运的家具。厅堂上仍设置一个祭坛，墙上悬挂上几张照片。由一条小巷隔开的几间平房也属于会馆所有。据说这个场地从前是被作为猪圈试用过的。有几个海南人仍居住在附近地区。以前重大的喜庆日都在会馆内举行，尤其是新年和清明节。可现在到来参加的却不到八人。巴登拜会馆的房屋在1960年被卖掉，这是为了集款帮助海南人返归中国之需。在卡令加森，两层楼的行会建筑物，由于年久失修而倒塌，可仍有三家人住在那里。

独立后,中国籍的人被给予机会（在一定限度内）选择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来自巴厘的海南人决定保留中国国籍。后来不久，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中国公民的活动，诸如1957年实施的外侨人头税的征收，禁止外侨在超出第一和第二自治地区范围的零售商业经营（动产法第10项）并在1959年接管外国企业。（51）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导致大多数海南人成群的离去，他们在1960年从新加拉牙被遣返回中国，被安排在海南指定的归国华侨农场，主要是万宁县的兴隆农场（专门经营热带作物）和在琼海县的彬村山农场（专门种植胡椒和橡胶树）。我们曾访问过后者，使我们惊奇的是 这些归国者牢牢地维护他们的印尼身份。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位其亡父在金塔马尼曾拥有一个咖啡种植园的人。那些决定留在巴厘的海南人（其人数难以确定），都是些已在大城市内居住着的人。

二十世纪末期社团的处境

当前的海南社团是由几十个上了年纪的人所组成，他们或者出生在海南，或者在海南受过教育，其儿女和孙子都在巴厘出生。前者与祖国保持联系，若干人在1980年后还多次回国访问。他们中的大部分在1995年每人交付500，000卢比成为印尼公民。他们中有一位林道章先生，是七十多岁的人，曾在日本牙医的牙科受过训练，仍在为他们的顾客治牙。多少有点归化的这一代人的子孙大部分在印尼已经受过训练，并开始从事多种职业。可有些人如庞朝代先生的儿子却接受中文教育。有些人仍拥有养猪场，而另外一些人却卷进了养鱼业。从事房屋发展或开办饭店、商店和运输代理处。他们的孩子，至少有些人有机会入读大学和从事自由职业：工程师，牙科医生，终于移居苏腊巴亚，孟加萨和印尼的其他城市。

1960年后剩下的只有那些具有社会目的和宗教目的的组织。在丹戎宾诺亚，神庙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是庞朝代先生的侄子潘斯·庞加士都先生，助理是梁振文先生，是一位第二或第三代的混血儿，其祖父过去惯常开办养猪场。看来主要节日也有巴厘人参加，可见其使当道国人士也受到巨大影响。梁先生对祖宗的历史仍然甚感兴趣，虽然他不说海南话也不读中文，可却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昭应祠的专题著作。在科龙贡，海南人组建了一个新社团名叫“真诚吊慰基金会”，其目的为予居住在科龙贡，库萨巴，班牙冷肯和巴登拜等地区者在丧葬上提供便利。

最近，在向外散居的海南人中发起了身份调查。1999年，为了参加研讨关于海南和海南人问题的全世界第六次联谊会事，来自马来西亚的海南人士曾和梁先生打过交道，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在巴厘的神庙委员会无人敢于承担出席参加。

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追踪中国移民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是一回多么困难的事。不但访问过巴厘的欧洲人察觉不到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而且在该地居住着的海南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期为止，也不显示出同一性的坚强意识。这些海南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发展同他们的同胞福建人的良好联系，要对这种实情作出判断更感棘手。甚至在一些海南人占多数的地方，他们还是宁愿同其他来自广东和福建的移居者进行密切交往，甚至还和他们一起过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第一眼看来，其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稍为不同，在新加坡由于历史原因，该地的海南人和福建人并不亲近。但这模糊的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本文结束时所提出的问题是：近来在巴厘作为海南血统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有理由地相信，只要进入巴厘人社会的海南混血儿一体化根深蒂固，便能使这种疑问成为无关宏旨。在1999年苏拉巴亚的海南人决定恢复其互助性质的协会组织，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听到其在巴厘的相对应者也愿意去做同样的事。

 

原文注释：

（1）中文首次出现巴厘名字始于何时难以确定。有人认为在唐朝或唐朝前中国史籍中的“婆黎”就是“巴厘”。但这也同其他地名如婆罗洲（今加里曼丹旧称）有关。在宋、元史籍中，如《诸蕃志》（1225年）和《南海志》（1304）则称为“麻离”和“琶篱”，而《岛夷志略》和《西洋朝贡典录》中只有“彭里”之称。一篇明朝版本《顺风相送》在说起班登岛和迪摩岛之间的海上航路时，提到有一个岛屿名叫：“猫里大山”（按福建方言，汉字字体“猫”，发音为“巴”）自十八世纪起，所有版本所提供的书写，相互间都很接近。参看陈佳荣著《古代南海地方会释》，北京新华书店1986年，906页。

（2）王大海《海岛逸志》（1791年）作者前言中，根据传说有一关于巴厘人的简短报道，但对其与中国人的关系并不明言提及。

（3）从雷登大学汉学研究所保存的“巴达维亚华人议会公案簿”残存资料中，有十八世纪最后十年（1787-91）关于巴达维亚以航海为业的商人，以购买奴隶为目的，前往巴厘作短期逗留的若干有趣记录。

（4）那些奴隶中有一人是首领颜二官的妻子，她在1666年丈夫逝世后仍很出名，被委任为带有衔头的华人社团首脑。其职位直保持至1678年。

（5）参看许云樵《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第九卷第17期45页，1953年6月出版。

（6）见D·K巴塞《英国1760-1772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政策》1964年版，215页。

（7）见本文作者《从船长到神化了的祖宗》：“东爪哇和巴厘的公祖崇拜（18-20世纪）”1-25页，2000年6月，《亚洲文化》24期。

（8）例如故事中表达了舰队总监郑和所带领的宝舰之一撞上奴萨芬尼达岛，结果此岛分裂为三部分，从而便出现了两个次宁干小岛和一个林本干岛。

（9）见J·P 伍斯利《巴比勒朗》1972年版143-147页及注释对传说的看法。

（10）见卡斯蒂亚斯·道格拉斯《厦门方言、口语中英对照词典》、《海南口语手册——文昌方言》（新加坡，1903年版，第55页）。“总铺“通常是指轮船的厨师，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早期，在巴达维亚华人议会的“公案簿”记录中，也称在烧酒厂工作的厨师为“总铺”。

（11）见赵汝适《诸蕃志》：“巴登人仍记得有一中国厨师，据说其坟坐落于巴登基朗南部一公里处，其他有一古冢在望”。故事还提及这位厨师为当地印度王供职后，他支持穆斯林，成为第一位巴登穆斯林统治者赫沙奴丁的厨师。

（12）伊利沙白·格拉弗斯和查威蒂《十九世纪暹罗人巴厘报道的导言及注释》，印度尼西亚1967年7月版107-108页。

（13）李浑才：《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伦敦，尼尔麦坚尼1967年版101页。

（14）出处同上

（15）有一名为陈三才的，乃福建省漳洲府隆西县人，据说十六世纪时为西里伯苏丹所雇用。他成为穆斯林，授予“特门公·阿耶·维拉·库拉”称号。他也被假定为引进荔枝树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苏加利拉的一块地上人们仍可看到他所种植的一棵该种荔枝树，其灵墓仍屹立该地。我们还了解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期间，在巴达维亚有属于华人团体的龙眼园和荔枝园。

（16）第一部果树学著作于1059年在中国出现，这确实是一部关于荔枝的专题著作（即《荔枝谱》），其作者是著名的福建学者和书法家蔡襄（1012-1067年）。

（17）据为我们提供资料的海南人庞朝代先生说，他妻子的曾祖父（福建籍）拥有一片荔枝园和龙眼园，该园地坐落于帕央干地区乌拔以北至金塔马尼公路上的一个村庄。

（18）他们也间接提到另一可能性是靠近丹奴布拉坦。可依我们所知，该地并无奉献给总铺的神祠。

（19）根据在贝都古尔获得的资料，巴厘人特定于巴厘历每年第四个月第四天携带祭品入庙拜祭。

（20）参看格雷夫斯和参维特·卡昔施里《十九世纪一个巴厘人的报道》第113页。

（21）库布洛和里兰两地名不再存在。库布洛与今之库布淡巴汉重合，里兰显然同蒂雅库拉一致。同吉恩·科特乌的私人谈话。

（22）在村庄里仍有一些华人同巴厘人一起生活，且有一座大坟场，足以证实在过去社团的重要性。可是仓促的调查给我们的印象是死者多半是福建人。我们要感谢吉恩·科特乌帮组我们找到这座坟地。

（23）亏得霍沙·斯索波灵博士给我们这张有价值的照片，特此感谢。

(24)见苏尔梦和西哈特《从船长到神化了的祖先》一书中“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东爪哇和巴厘的公祖崇拜”。第13页。

（25）W·H梅贺斯特在《巴厘岛简报》中间接提及巴登拜的现任首领或关税的包税人抵达时，他的方帆双桅船正停泊在布勒朗港口。

（26）W·H梅贺斯特《巴厘岛简报》第91页，

（27）在城市西部海边当前的坟地上发现的历史最长久的墓志铭也不会早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28）“装”一词意为“打包”，乃“船装”的缩写词。其在海南话中广泛地运用为“运送公司”的意思，至少远及有关碑文上所刻印的文字的意义。在印度尼西亚，此词首次出现注明日期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90年）的一座大钟上。这座大钟存放在庞天纳克的山神庙里。在丹戎宾诺亚的石碑文上，我们偶然发现一个福建人的运送公司：金复隆装，相信碑文措词是出于书写原文的海南人。（见碑文复印本第十四列）。

（29）在庙堂内年代最久的碑文是始于同治癸酉年（1873年），碑文标题为“同状悃魁”。它是由一个名叫邱文生的人所奉献的。奉献者来自何处未有提及。参看苏尔梦和西哈特所著《从船长到神化了的祖宗》：“从十世纪到二十世纪东爪哇和巴厘的公祖崇拜”。第12页。

（30）见苏尔梦和西哈特《从船长到神化了的祖宗》第12页。至于潘塔船长，依秦卡所提述，是关于他中国籍贯的资料。

（31）同吉恩·科特乌的私人谈话。

（32）例如在西贡，海南人只不过决定将一百零八位兄弟灵牌引进已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建立的天后神庙。

（33）西贡海南会馆主席存有关于兄弟公的文稿名“兄弟公残杀案的详情细节”重述一百零八名商人的悲惨故事。

（34）在新加坡，同样在西贡，兄弟公德灵牌被引进奉献给天后的神庙，其日期难以确定。在曼谷，奉献给受害者年代最久的神庙，名昭应庙，建于1871年。

（35）云崇浩的名字也同云崇璋一起出现在1887年的碑文名单中（见碑文复印本第六列）。

（36）龙兴种的名字也出现在为恢复神庙而捐款的那些捐献者名单中。

（37）见郑大维：《明朝忠臣的英雄形象》，《新加坡义兴公司领袖灵牌研究》等书中述及海南义兴中的一员也是琼州会馆创办者。该会馆最初是作为天后宫庙于1857年建立。

（38）坐落神庙不远处也有一座公共墓场，从残存的墓碑碑文中可以看出其设立时间不会早于清末。其中最早者是两名捐献者，其名字记载于1888年石碑上，即林树封和陈世昱。林树封乃文昌铺前港附近的新埠村人，卒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世昱也是文昌人，其死亡日期缺记载。（见图版17-18）

（39）姓氏按字母顺序列为：陈，邓，冯，符，郭，韩，何，邝，赖，李，梁，廖，龙，陆，潘，施，唐，王，韦，文，黄，吴，谢，邢，许，严，云，詹，张，郑，周，朱和庄。

（40）同样在1888年，他们以新合顺装的名义和梁居一的名字放在一起，给神庙捐赠了一个铁钟。

（41）即全兴，顺兴（见碑文复印本第二列），福安（第八列）其基地在海南（此处称琼州），新加坡分店合顺，（第四列其基地明显地是在丹戎的分店金宝兴（第十六列），和福建的金福隆（第十四列）。

（42）他们的名字均列入重建天后宫捐献者名单中。天后宫位于新加坡琼州会馆内，该会馆设立于1880年。

（43）这块光绪丁亥年（1887年）的板匾，上书“威灵赫濯”。

（44）郑的名字出现于一双灵牌上。赞颂“兄弟公”的平行句子清晰可见。灵牌上无日期记载，但在其他三名捐赠者之一的云崇连，却也在碑文中出现（见第十二列），而且郑德闰显然是郑德云的同胞兄弟或堂兄弟，郑德云的名字出现在1887年三十五位捐献人的板匾名单中。

（45）属于同一琼兴利装的捐献者中，有一位名叫吴多文的人，他有一亲属名吴多仕，在同一商铺工作，曾献款重建新加坡天后宫，其名字出现在神庙所保存的捐献者名单中，此外在丹戎宾诺亚石碑碑文名单中，也出现了一位名吴多琼的人，其肯定是和吴多文及吴多仕有亲属关系者。

（46）见由庞弼臣修订后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版的《庞氏祖谱》（乾隆五十年[1785年]初版）第三卷。

（47）参看宋翁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马来西大学出版社1967年重版（1923年初版）133、453、546页。

（48）《琼海县志》广州广东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696页。

（49）如果事实是这样，那末墓碑上所写的“花殇氏”会是一位巴厘人的名字。

（50）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巴厘杂交猪种已为低地带的本土猪所取代。新近在苏加诺的统治下，一种全白、少肥和更大的第三品种的猪，被从澳大利亚引进。

（51）详细情况参看玛丽·萨默斯《印度尼西亚混血华人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