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海商与海上丝路

三亚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而闻名于世，数三亚的历史文化，往往指向落笔洞考古文化，南山佛教文化等，而最具特色的海商文化，却几乎无人道及。其实，三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商与海上丝路、与三亚的兴起、成长，乃至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旅游之都，海商的贡献至伟。海商的业绩，灿烂辉煌，可歌可泣。海商的故事，生动有趣，又富有神奇色彩。海商文化最堪当三亚市的文化品牌。

本文拟将海商、丝绸之路和三亚市置于三者关系的维度中，论述其彼此间的关系。从中观察海商文化对当地的作用，以及层累式的文化积淀。此稿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大家都来发掘三亚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向世界讲富有神奇色彩的海商故事，树立三亚独有的文化品牌。

 

  一、海上丝路航线的东移，为三亚地区的开发、起飞提供机遇。

海上丝绸之路，发祥于北部湾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的海事活动，分为东向和南向两途。东向始于秦始皇为求仙人仙药而派徐福入海寻找；南向则为海洋贸易而发韧于南海沿岸。

海商和环北部湾地区的其它商人，古代被称为俚僚商人。正是他们与中原商人发生贸易往来（1），才诱发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动机，派军经略岭南。入汉之后，西汉皇朝派遣黄门译长率领并招收“应募者”组成船队从北部湾启航，通往东南亚各地，或经接驳而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北部湾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2）

北部湾是海商的摇篮。海商是在北部湾海洋贸易过程中孕育长起来的。从事海上珍玩的海商，因熟悉商路和语言，成为开启海上丝路的汉代朝廷船队的应募者，充当了首航者和开路先锋。

公元三世纪，三国的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南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这一航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到对岸的南海诸国的航程。这意味可以摆脱传统的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惯例，标志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升。(3)

南海丝路航线的东移，促进了海南东南部海岸带的开发。振州和万安州沿海的港口先后开发。这些港口成为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的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中继港区。(4)其地位愈显重要。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222——589）时期，商人以及僧侣、中外使节，沿著这条航线纷至沓来。自5世纪之后，经三亚地区往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有大秦、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罽宾（克什米尔）、占城（越南南方）、阇婆、扶南（柬埔寨）、金邻（泰国暹罗湾岸边）、顿逊（泰国西南部）、狼牙修（泰国南部）、槃皇（马来半岛的彭亨）、丹丹（马来半岛南部）、槃槃（加里曼丹北部）、诃罗单（爪哇岛）、干陀利（苏门答腊巨港）、婆利（印尼巴厘岛）等。(5)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僧侣和商人往往在三亚地区沿海泊船，做短暂的停留。一千多年前的三亚沿海一带，已经成为海上丝路的中继港区而同当时的商业世界交往。

三亚的海商，乘势而兴起。他们修建码头，造船经商。唐代以降，海商就已投身海上丝路，并大显身手，掀起一代风云。

 

二、三亚海商驰骋于南海丝路，掀起一代风云

中国古代的海洋贸易是由地方帅臣和沿海少数豪酋掌控的。隋唐时期南海的海洋贸易则由冯洗家族把持。

洗夫人（512——602年），经历梁、陈、隋三个朝代，在海南岛历史上是一关键性人物。是她，把海南真正纳入中国皇朝有效地管辖，给海南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是她，带来南海贸易的经商之道，提升了海商文化的水准。海南人民牢记她的功德，为她建置的庙宇达434座，奉她为神明圣母，世代祭拜。军坡节就是全岛最盛大最隆重的纪念洗夫人的文化活动。

由于洗夫人为边陲的内属，为国家的统一，立下不朽之功，隋文帝赐以她临振县汤沐邑1500户的所在地，正是三亚地区。基于海上贸易既需要巨量资金打造船只和军需装备，又要拥有一批甲兵士卒。因此，唯有地方帅臣和少数族的首领，才有可能染指海上贸易。在洗夫人生前和身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冯洗家族一直牢牢地把持着南海贸易。

在唐代武则天朝，尽管冯洗家族政治上横遭打击而趋向式微，冯洗家族的掌门人冯盎之孙子冯君衡死时，“子幼家难，丧礼装盖阙”。女儿冯媛被俘没入宫，后为尼。幼子送入皇宫为太监，此人就是玄宗宠内臣改了姓的高力士。但是其后裔冯崇债、冯若芳（两人皆与高力士同辈，系洗夫人五世孙）还是海南地方官员、豪酋和大海商。三亚地区正是他们掌控的核心地盘。

冯崇债，唐玄宗时期，位居临振郡别驾（郡守副手）之职，以海商豪富而名冠一时。开宝7年（748年）11月，当鉴真一行到临振郡江口泊舟，冯崇债派遣400多名士卒到码头恭迎。他在郡城倾情接待。他说他梦有姓丰田的，是他的舅舅，问鉴真一行人中是否有姓“丰田”的。他可能在商务中与日本商人有过往来，才有打听姓丰田的日本人之举。他听到鉴真和上要重建受火灾烧毁的珠崖郡开元寺时，“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内一时将来，即构佛堂、讲堂、砖塔。椽木有余，又造释迦丈六佛像。”（6）从每一奴隶输送一根椽木便足够建寺之所需还有余，可见他拥有奴隶数量之多。当时奴隶称为“生口”，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广州就是洗冯家族贩卖生口的市场。

冯若芳，万安州郡（今陵水、万宁）大首领，无疑是当地俚族人的豪酋。据当时的羁縻政策，朝廷派遣出任郡县官员者甚少，大多就地委任之，正如文献所载：“岭南酋帅，因生口（按：即奴隶）、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7）他可能也是万安州之帅臣。当鉴真和上一行35人来到万州，冯若芳便恭请入住其家，供养三日。他同样是一个从事海上丝路贸易的海商。他同阿拉伯国家商人多有商务往来。一有机会便刼掠途经海南岛东海岸的“波斯舶”，每年达两三艘之多。掠夺船上的人和物，皆充当商口贩卖，从而致富。乳头香是具药用的香料，为贵族豪酋所享用。苏芳木是一种染料提取物，古代可充制胭脂的原料。这些物品皆系贵重之商品。“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从此可见其富豪奢侈之一斑。作为财富象征之一的奴隶，为冯若芳所拥有者，难计其数。“其奴婢居处，南北二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8）。可谓富极一时。冯崇债和冯若芳，是冯洗家族势力掌控海南岛海洋贸易的代表和缩影。

冯崇债所在的临振郡，就是隋文帝杨坚赐与冼夫人的“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的所在地，也就是其孙冯盎掌管的“八州”中的振州之地。而临振郡与冯若芳所在的万安郡地域相连，正是冯冼家族的核心地盘之一。

到了唐代后期即9世纪时，海商较之于前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据房千里：《投荒杂录》“陈武振”条记载：临振郡陈武振，海中大豪 。所谓大豪，当是身兼酋领帅臣之类的人物。他蓄积的犀角、象牙、玳瑁等珍奇商品，专置有数百个仓库貯藏。这些财富是经营海上贸易和从事海盗掠夺而获得的。他如何经营海上贸易没有记载，只说每当阿拉伯商船途经振州海域时，便一边派人登山披发念所谓“牟法”的咒语；一边在海上从事海盗式的劫掠。他因海上贸易而暴富，财雄势大，以至于郡守兼招讨使韦公幹，在他面前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待之如同兄长。后来官府抄没陈武振家产。韦公幹的家业，也因陈武振的破败，断了财路，而趋向衰落。（9）

 

三、庶民海商，异军突起，称雄南海

南宋末年，三亚海商，独树一帜，异军突起，无视朝廷法规律令，划地而治，自称“三巴陈大王”。集商务和行政、军事于一身。管辖沿岸海洋贸易，征收税款。其首领为陈明甫、陈公发（10）。这是海洋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陈明甫、陈公发既非朝廷命官，也不是当地的豪酋。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陈明甫曾在郎凤岭“凿石为栏，以养玳瑁”。（11）当属以商为业。在他举事之前的五六十年间，因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三亚地区沿海从商之风日炽。商业繁盛，出现了临川（即今三亚）、大蛋、毕潭、望楼等港口。穿梭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商船，乘风破浪而来，经在这些港口下锭停泊，补充给养后，又继续登程。国内的高州、化州等地商船送来大米、瓷器，牛畜等粗重商品；闽浙和广州的商人则多载金银、布匹等贵重轻便物品，换回沉香、蓬莱香、鹧鸪香、笺香、丁香、槟榔、椰子、吉贝、苎麻、楮皮、赤白藤、花缦、黎幙、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桂枝菜、海漆、荜拔、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之属。这些货物多出黎峒，省民（编入国家户籍者）用铁、盐、鱼、米等与黎人交换得来，然后出卖与闽淅、广州商人，以及高州、化州商人。文献上有“俗以贸香为业。”“尤以槟榔、吉贝为独盛，泉商与贩大率仰此。”（12）

海商扩展了产品的开发，注重于农产品的贩运。低端的农业土特产进入海上贸易，为社会平民百姓经商致富提供人了机遇。沿海掀起的商潮，引发人们好利好富之心，人人筑梦赚钱，追求财富；无视传统的规章等级、道德伦理，陷入所谓“奸㜸为妖，互相攘寇，自相易置”（13）的混乱景象。这种失序状态，至二陈起事之前，已经持续了五六十年。

以陈明甫、陈公发为代表的新兴的海商，于咸淳三年（1267年），顺势而发，举起义旗，一呼百应。二陈以义薄云天的英勇气慨，提出经济、政治的诉求。

陈明甫、陈公发占据临川为根据地，以鹿回头为指挥中心。在鹿回头壘石修筑连珠寨。寨外围竖木栅为屏障，并綑系铁绁以加固。不仅得到沿海民众的支持，又“倚强黎（14）为党援”。具有较为坚实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陈自立为王，号“三巴陈大王”。“衣服、器用，逾法越制”，“睥睨军印，敢于陵铄朝廷之州郡，系累军卒。追取州民钱粮”，“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诸司舶务，殆为虚器”。无视朝廷法规律令。

二陈自驾双龙大舟，率众出海贸易。自福建漳州，西沿南海岸，经潮州、广州、恩州、雷州、化州、廉州、钦州，乃至于中南半岛各国，皆属他的贸易范围圈。（15）其深入人心，影响之大，以致于当地老百姓，只知三巴陈大王，不知有朝廷，有台阃，有州郡。

当时的崖城，只有“百余户窘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官方无实力与三巴陈大王较量，对二陈的行为表面装聋作哑，暗中飞书上报上司急速弹压。朝廷下旨“经、宪两司（即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和广南西路提点狱司），督趣琼管剪荡。”皆慑于陈明甫之威壮势炽而不敢领命征讨。

咸淳六年（1270年），“会琼黎犯边”，调遣钦州太守马成旺前来镇压。经过数十余次战役，终被弹压下去。马成旺因功而被委任“琼管”正位。他自咸淳八年起，经三年筹划、备战，才于咸淳十年（1274年）由他及其子马抚机率军围剿。邢梦璜在《摩崖碑记》中，绘声绘影地录下了他父子率军充满血醒的剿杀经过。官军于三月辛己，陈师陈村场；十四日，移战船驻紮双洲门。先派士卒汲水潜登二陈阵地，遭到失败。马抚机面对因遭受失败，官兵“气辄沮”的情况下，下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的命令。由于遇到顺风，十八日，官方战船开发到临川港。二陈以数十只战船迎敌。马抚机占不到便宜，无奈两次换乘轻便小舟，带着善射的弓箭手进行偷袭；又带着精兵涉浅潜登二陈营寨，做肉搏战。官军先登东岸，力攻连珠寨；继攻西岸，马抚机中矢，仍带伤进攻大寨。在官军东西两岸夹攻下，二陈因寡不敌众，终为官军击败。陈公发逃入上江峒。四月戊申，为官军捕获。陈明甫率军退到黄流峒，继而遁入占城、交趾。官军紧追不舍。陈明甫后退回南宁军南村远峒。遭到马抚机偷袭。陈明甫率众乘快舟突围，经过海上鏖战十余回合，终于力不能支而潜逃。在官军“乘舟四面”围截下，五月甲辰，明甫父子若孙，三代六人被捕。官府以最残忍的酷刑，一并加以残害。

吉阳军佥判邢梦璜将征剿二陈事件，与马伏波剿灭交趾二征起义相比拟。并感叹说，马成旺立下了“万古不磨”之功德。从此可见陈明甫、陈公发的举事，在当时是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另外，我们从一则传闻中，也可看到人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陈明甫避兵于崖城东的羊栏村后，当时水源枯竭，众人无计可施。陈明甫的坐骑却在地上踢出水井来。迄至光绪年间，“此井源源不竭，足供村人汲取”（16）。民众是通过“马踢井”的故事，代代相传，籍以表达对英雄的景仰和怀念。

二陈自称为“三巴陈大王”，组织商队自由贸易，表达了海商在社会上要求享有政治地位和自由贸易的诉求。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更具体的主张和诉求，因资料阙如，不能详述。待未来有关资料的发掘，当会有更多的发现。

从《摩崖碑记》简略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陈明甫、陈公发所领导的商业团队，已经建立起与官府对抗的营寨。他们沿着海岸壘石建造成坚固的营房水寨。陈明甫亲乘双龙头大船，每年率领由数百人组成的商业团队出海贸易。经营理念先进，从养殖玳瑁之举，可见已采用产销合一经营形式。其规模、声势浩大，商业活动范围广阔，囊括南海北岸各地和中南半岛地域。他们还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追取州民钱粮，“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即掠夺官府海船的货物，收取官府的税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明甫、陈公发组织由数百人武装起来的商业团队，做南海沿岸和跨国界的海上贸易，并公然自称“三巴陈大王”。此乃惊天动地，石破天开之举，为尔后的明初 “七海霸主”陈祖义，明中叶的“徽王”、“浄海王”汪直，明末的世界船王郑芝龙等从事海上贸易，称雄海上的壮举，开启了先河。他俩充分显示了三亚海商气贯长虹的豪情和英雄气概。

 

四、余论

唐代三亚地区的海商，已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日本海商等发生贸易往来，甚至有机可乘时劫掠商船，说明他们已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由于这些海商，原本就是地方行政军事长官，或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他们既有家财万贯，又拥有甲兵士卒。所以，海上贸易，非地方帅臣和少数族豪酋是不能染指的。但是，13世纪末，出现的平民百姓陈明甫、陈公发，以非法手段集资，武装船队从事海上贸易的壮举，此乃破天荒的事件。遗憾的是，这一在商业史上的创举，尚未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也未曾成为大学高台讲章的教材。就是在其故乡三亚地域，知道者亦属寥寥。作为海南本土学者的我，兴念及此，也深感愧疚。

三亚地域的海商故事，为三亚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海商为三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海商文化，不仅要向本地人讲，树立文化自信；也要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诸如：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等，向世界讲三亚海商的故事。宣示三亚旅游商业城市的形象。

再是，在古代，海贸商人和海盗，本是一家，中外概莫例外。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贸易就是掳掠,掳掠就是贸易。18世纪之前，一直如此，更遑论发生在唐代的八、九世纪了。即使到了16世纪大航海时代，西方商业殖民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东印度公司，前来我国沿海活动时，也是边从事商务，边进行掠夺。西方列强崛起之时，无不利用民间的海上力量来成就其海军。对从事亦商亦盗，取得突出成就的海盗商人，被奉为英雄，授以贵族的崇衔，塑像竖于街坊广场，受人膜拜。大家所熟悉的16世纪从事海盗出身的英国人德雷克，即一例。关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亦盗亦商问题，我国学术界近年来才开始关注，并正在热烈讨论之中。

 

（1）关于先秦时期，海南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可参阅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第119——120页：“先秦典籍中关于海南的记载”一目。又见《吕思勉读史杂记》（上）“官南方者之贪”。

（2）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下。

（3）参阅叶显恩《广东古代航运史的几个问题》刊于,《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叶显恩主编《廣東航運史》（古代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出版；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一期。

（4）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7下。关于“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时间，晚近学者根据其它资料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帆船超越印度洋达红海地区的时间，最迟应在五世纪前后。参见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船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5）参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一书，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

（6）参见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此书所记述的有关海南岛的史事，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因为作者真人元开，乃日本天智天皇的后裔、著名的文学家、佛教居士淡海三船（722——785年）。他是在鉴真亲信弟子思讬写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大和尚传》）一书基础上，受作者之请求，经简化、加工而成的。成书于779年，即鉴真圆寂后16年。书名中的“大和上”一词，在我国是指修道高深的师僧。“和上”，梵文Upadhyayad在西域语中的讹译。在印度是对博学之士、教师的通称。见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页33，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7）《隋书》第24卷“食货志”。

（8）参见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

（9）《太平广记》卷二八六“陈武振”条，引自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82页。

（10）关于二陈“三巴陈大王”的事迹，在张兴吉、张跃虎和何以端等先生的著作中都曾道及。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宋元卷>，第四节设一目来论述陈明甫和陈公发的业绩。称之为“临川镇的割据政权”。这是二陈事迹首次进入大型的史书。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何以端先生已将此事与商业贸易联系起来。只不过他文章的旨趣是谈黄道婆，顺带谈及罢了，没有展开讨论，但已经显出与前人不同的独到眼光。

（11）光绪《崖州志》卷二“舆地志二”“山”条：“郎凤岭，一名红岭，城东南四十里。滨海，瀑布下演。有巨石数十丈，形如屋。宋土贼陈明甫作乱，凿石为栏。以养玳瑁。今石桩犹存。”道光《琼州府志》卷四“舆地志”“崖州”“山”条：“大小玳瑁洲，大洲在东海中，小洲在西海中”。可见当地盛产玳瑁。

（12）赵汝适《诸蕃志》“货物”条。

（13）邢梦璜《摩崖碑记》，见正德《琼台志》卷21，“平乱”。

（14）这里的黎不是指游离在山上，居无定所的黎。而是指当地说“村语”的黎。据国家民委和广东省民委组织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组于1980年8月25日《关于海南临高人的民族识别情况调查》中说;当时“东方、昌江两县交界处，即昌化江两岸四更等八个公社，五万人左右讲的自称村话”。这一族群或称哥隆族，与临高语族群（或称村语族群）操同一语言。同为黎名，实系不同的族群。

（15）邢梦璜《摩崖碑记》，见正德《琼台志》卷21，“平乱”。

（16）光绪 《崖州志》卷二“舆地志二”“井”条。

 

                 2019年10月8日 于广州水如轩幽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