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海思想与海洋文化
发布时间：
2021-02-23
海洋文化是一种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对之没有经典的定义。其主要的是指由海上贸易活动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海上活动而引发的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重商、重利，开放、富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文化。由此而形成了海洋文化不同于逐水草而居，以轻土重财、游荡成性的无根的游牧文化，也不同于以安土重迁、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为特点的有根的农耕文化
海是传播文化的桥梁，易于集纳各种文化，是一种杂交的文化。它容易得文明的先机，容易冲破思想的牢笼。欧洲学者认为，自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伊利比亚半岛、英伦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欧洲，其腹心地带距海岸线不超过
海洋文化固有的潜在优势和厚积后发的特点，要在发展商业的条件具备之后才能呈现和发挥。历史已经证明：正是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及尔后东方航线的开通，肇始了世界性贸易的时代，西欧的海洋文化才有可能扩张、影响世界。在中国也同样，唯有到了近代，国门被打破，可以与各国进行自由贸易往来之后， 广东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才成为引领时代之潮流，引发了一系列的民主革命和工商业的近代化风云。
海南岛四面环海，是一典型的海洋文化之区。她犹如一颗晶莹亮丽的明珠，嵌镶在风情万种的南海碧波之上；既有南海的狂涛和承载，又有五指山的静穆和幽深。只要到了海南，就可体会真正的蓝天碧海: 南渡江的清澈，五指山的秀美，更有柔情万种的南海碧波映照蓝天。碧海青山是人与自然互通灵犀的媒介，山海清淑之气，蔚为人文。海南不仅有蓝天碧海，沙滩阳光，青山绿水，尤有蕴积醇厚久远的海洋文明的底蕴，堪称人间的伊甸园。她虽处于祖国的边陲海隅，文化上也处于边缘性和非主流性，但却善于将古典与新潮融为一体，巧妙地把海外文化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氤氲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
丘濬、海瑞是海南人的翘楚。丘海思想（1），是我海南海洋文化的产儿。海洋文化催生了海南丘海文化现象，丘海思想又反过来充实、丰富了海南的海洋文化。所谓海南丘海文化现象，指的是以丘海思想为核心，包含其他海南先贤思想在内的海南文化。丘海思想广博深邃。这里仅就其重商思想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发表一些浅见，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
从丘海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问、精忠报国的情怀、清廉耿介的节操，刚直不阿的风骨，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我们海南人引以自豪！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是丘海二公，能与时俱进，将儒家传统思想进行解构，注入新潮，推出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重商思想，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沿、前卫的地位。因而丘海思想成为海南海洋文化的脊梁，海南文化的标志。然而，这里所说的丘海思想中的重商思想，却往往被忽略了。
本文拟先叙丘海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底蕴，再述丘海的重商思想，后论其重商思想对海洋文化的影响。
- 悠远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海南岛古来就是南海交通的要冲。从关于南海交通的最早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看，西汉朝廷曾派遣译使率领船队从徐闻、合浦港口出海，向南行驶就从海南岛岸边经过，再往西南行，到达中南半岛，直通东南亚各地，或通过接驳到达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自汉代以后，由于海南岛盛产珍珠、玳瑁等名贵海产品，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贾到海南岛者，当愈来愈多。称之为珠崖、琼州，也因盛产珍珠美玉之缘故。
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海南东南部的振州（今三亚、陵水一带）便是这一航线的中间站。由于自三世纪始，海南岛处于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其地位愈显重要。八世纪中叶，以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大食帝国为轴心的国际海洋贸易圈形成，广州是这一贸易圈的东方中心。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穿过海南岛的东部，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更发挥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作用。海洋贸易，海洋经济，是海南岛传统的、潜在的优势。
万宁、陵水、三亚一带，本是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的发祥地，这同它所处的航线要冲的区位有关。早在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年），万州大户冯若安便进行海盗式的海上贸易活动。据日本人真人元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
“若芳每年常刼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
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安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
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
物，亦称此焉。”
又据唐文宗大和年间（828——835年）贬任高州刺史的房千里在他的《投荒杂录》中记载，琼州郡守韦公幹贪黩成性，掠夺良家子为臧获，蓄藏有四百个奴隶。开设手工作坊，大半奴隶被驱使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就是说，有从事纺织的，有雕刻犀象工艺的，有锻铸五金的，有制作木具工艺的。还设有监工头，负责“日考月课”，唯恐奴隶制作的产品不按规程。作坊设在其庄园中，输入物料，运出产品，熙熙攘攘，“其家如市”。韦公幹还派人到沿海各地砍伐坚韧的珍奇良木，用以造船，以及制造精良的木具。曾制造两艘大舟从事海上贸易。这些手工艺者，分别从事纺织、角器、五金、木具，以及舟船制造，业有专攻，技术必精。手工织造工艺和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书又载：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幹之室亦竭矣。”
这里是说，今日的三亚地区人陈武振，家中积有万千巨赀，为当地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和玳瑁之类的奇珍异宝，在仓库堆存成百上千。他先前是靠刼掠阿拉伯商遇险溺船的货物起家的。后来因当地人懂得一种咀咒术，叫牟法。凡来船遇风浪漂流至三亚一带沿海时，当地善于念咒术者便登山施“牟法”，使迷失方向的船，漂到其指定的地点，再刦夺之。陈武振因此致富。当时任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即负责征收五郡租赋）的韦公幹，也得委身事陈武振如兄长。当官府没收武振的家财后，韦公幹的财源也就随之枯竭了。顺带指出，从遗留下来的野史、小说、笔记中，每每可以见到，富商大贾往往借助神化来掩饰他们所取得的财富。这里所说的陈武振懂得咀咒法，显然是蒙上了神话的色彩。
从以上所举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看法：
1、冯若安和陈武振俩既是富比王侯的富翁，又是当地的豪强或少数民族的首领。其财富无法量化，但从山积的犀象玳瑁和数量巨大的奴婢（当时奴婢也是一种财富）看，当是豪富一方无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所说，冯若安（可能是冯洗家族的族人，待考。在唐代，自珠三角到高雷一带沿海的海外贸易都控制在洗冯家族手中，奴隶贸易是其经营行业之一。）是万安州的首领，也是冯洗族属的俚人的首领。虽已归附中央政权，但依然持有自治之权。至于陈武振，从他可威慑五郡招讨使韦公幹，威势之显赫可知，当是一方豪强。当时是由少数族首领和地方豪强控制海南东线的海上贸易的。广州作为中国海贸中心，其海上贸易在明晚期民间庶民海商兴起之前，一直就控制在地方帅臣，以及少数族首领手中。少数族首领，前述的洗氏（即洗冯家族），以及宁氏（其活动范围在北部湾一带）即是。
2、他们既是豪强，又是价真货实的海洋贸易商人。海贸商人经营的是海外的奇珍异宝，往往价值连城，因而容易致富。海洋贸易是海洋文化的主要内容。海洋文化是继农耕文化之后大放异彩的一种文化。海洋文化所孕育的重商、冒险、开放、扩张的精神，被认为是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能够称雄全球，并创造近代文明的原因。正是海洋文化，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海上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导致“亚洲造就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59—61。）事实也是如此。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同从事长途贩运的海洋贸易的属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海商联系一起的。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导致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德国的哲人黑格尔也曾指出：海洋的意义是鼓励人类重视商业利润，向海外发展，从而引发重商主义，引领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16世纪东方航线开通之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扩张主义者相继东来。正是他们在东方取得的高额商业利润，催生了欧洲的近代经济制度，造就了欧洲。这就是欧洲人以海洋文化自居，且引以自豪的原因。
冯若安和陈武振都是从事海上刦掠起家的。明明是海盗，何以说是海贸商人呢？在古代，海贸商人和海盗，本是一家，中外概莫例外。对此，我国的学术界近年才开始关注并正在热论之中。人的认识受时代认识水平的局限，受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因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客体的认识，还应当区分古今、中外、名实的不同。对唐代海盗的看法，应当如是观。
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冯若安和陈武振之所为，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就其实质而言，是大体雷同的。他们之间的不同是：16世纪以降，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作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在重商主义支配下，有寻找商机，建立商业殖民地的明确目标。陈武振等中国海贸商人积累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受到官府的保护，促进其不断发展，反而陷入终被官府抄没的历史命运，是唐皇朝的既定政策。从另一意义上说，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处于弱势的海洋文化挫败于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
这里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协同陈武振从事海海盗式商业活动的人，以及在韦公幹作坊及其大舟上服役（包括造船、纺织、木竹、五金等手工艺、驾船航行、经商等）的劳动者，是何许人也？我们知道，在唐代，除冒险犯禁的人逃来海南外，要从大陆招徕这些劳役者是不可能的。而岛上除黎族人外只有继黎族人之后，即在先秦之前已经移居海南岛的临高语族群人。闽南人是在宋代由于海洋贸易的驱使才因商而移居的，在唐代移居海南则只是偶发的个别现象。黎人不具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技能。所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唯有临高语族群人。关于临高语族群问题，正吸引民族学研究从业人员的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且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新华社海南分社副总编辑
宋代以降，关于海南的海上贸易，有了较多的文献记载。南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一书中，专列“海南”条目，对海南航线的特征，风险、祈风祭神的地点，以及海南的商品贸易和市舶经营管理，都做了描述。海南海上贸易已初显繁忙的景象。楼钥在《代谢知琼州表》中说：“贾胡（按：指阿拉伯商人）遥集，实为舶政之源”。又在《送万耕道帅琼管》一诗中云：“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说的是有从东洋的琉球，西方的阿拉伯帝国等地的商船来。从三亚至陵水一带，现今留下的唐宋至元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群，以及文献上有关于东南亚各国公差使臣途经东部沿海时，指定专供贡船停泊地点的记载，就是阿拉伯商人，以及南海各国贡船途经海南的见证。
明代前期，海南的海上贸易，以廖瑄为代表。据文献记载，一说廖纪之父廖瑄“商于东光”（见李时《墓志铭》）；一说其祖廖如兴“徙河间之东光”（见石宝《送
明代早期，长途贩运的商品主要是供给京师统治阶层，以及江南和运河两岸的富户所消费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消费的日常用品，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的商品市场。而且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緾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东光从事商业活动的。从廖纪的堂兄廖从盛自海南专程 “驾舟乘风省于东光，又友其弟于官署”（2）之举，也可看出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单程路途时间非数月不可。而且还在京城堂弟廖纪官署盘桓了一个多月。往返费用当属不赀。按海南本土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唯有富商大贾才具备如此经济条件。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廖氏家族是明朝海南第一代海商的代表。
从上所述可以说，单从文献记载上，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在唐代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比其它地方要早。这就意味着以重商为特点的海洋文化在海南具有深厚的底蕴。丘海二公的重商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这水。
二、反映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色的丘海重商思想
丘濬是首位值得骄傲的海南精英的代表,海南人的翘楚。他七岁以《五指参天》为题赋诗言志:
五峰如指翠相连， 撑起炎州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 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
他以五指山喻为一只巨掌，要伸入碧空摘星揽月，要从海外遥向中原指点江山。这正是海南人海量的情怀和气度的表征。后来，他果然官居一品，且入阁为相。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三十三岁中进士，授官庶吉士。他所居的房子狭隘潮湿，后入阁为相，依然未曾搬迁或修缮。以学识渊博，清廉耿介著称，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继之而起的是海瑞。他治儒法于一炉，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自己举止言行的准则，铸成刚直、正义的化身而传颂千古，甚至被奉为神，“绘像祭之”。他对平民百姓，施以仁政，有如春风化雨；对破坏纲纪国法，施暴于民者，却取严刑峻法，有如飓风狂涛，铁面无私。
在丘、海思想中被忽视而又特别富有价值的是其重商思想。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以谋求天下长治久安为职志，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
丘公是以皇皇大端的巨著《大学衍义补》为其代表作。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讲的是儒家“内圣”部分，诠释发挥儒家提倡的内省修养，以达到儒家所要求的圣人的品格；丘公即诠释发挥儒家“外王”部分，即以治理天下，经世济民为其治学的宗旨，提出一系列为当时现实所需要的政务主张和建言，把儒家经典的政治理论，落实到当时具体的施政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主张市场经济，开海贸易。他指出，“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 ”。认为出海贸易，可以增加平民百姓的财富，又可增加税收，是“足国用之一端”。主张允许民间庶民私商造船出海贸易，由政府制定法度进行管理，照章征税，于国于民皆有利。 他在《大学衍义补》卷25，“市籴之令”中写道：
“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
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罪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使。如此，则君非徒无其利，而又有
其害焉。……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蕃勘，果无疑碍，
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购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
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验。
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丘公在此指出了海外贸易的必要性，因利之所在，海禁是禁不住的；主张允许愿往海外经商者，向管朝贡贸易的市舶司申请，经核准照计划往海外经商，回来时经由官府封验，按成抽取实物税。这样可增加国家赋税。他这一主张，要经历近百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年)实行有条件的开关贸易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可见其见解之超前性和前瞻性，顺应历史之潮流。
他还建议运河漕运和海上漕运并举。从海路漕运的载量中划出20%来载运商货，回程空船更可多运商货。这样，“南货日集于北，……而北货亦日流于南”；可大大地促进海上的长途贸易。
他的经济思想庞大精邃，这里仅就开关出海，发展海上贸易方面作简要的论述。从此也可窥见其重商思想之一斑。其重商思想之出现要比王守仁的重商思想早半个世纪。
他在海边度过幻梦般的童年，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重商思想固然与海南悠远深厚的海洋文化积淀有关，也同他童年的幻梦有联系。正是大海，引起了他种种的幻梦和遐想。他 在《海仪》一诗中，就曾以大海来塑造他的心胸人格。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见过大海的人是写不出这般境界来的。
海公,与丘公一样是大海的儿子。海公在职场上，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是一铁骨铮铮的汉子。他的内心却蕴含着浓浓柔情的一面。他爱民如子，温润如春风化雨。这犹如大海，当微风轻拂时，温柔地展示风情万种；风云突起时，则怒浪滔天。海公思想（包含哲学、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深邃宏富，这里仅就其重商思想作一概述。
海公的重商思想，无疑源自海南源远流长的海南海洋文化的深厚蕴积，以及受丘公的影响。但丘公仙逝后20年他才出生，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同时代的重商思想家王守仁。海公赞同王守仁的重商思想。他认为职业的崇卑是以行天道为标准。商居“四民”（即士农工商）之末，并非下贱。海公的这一说法，与王守仁所说的“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是一脉相承的。他任淳安知县时，“讼庭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商”。这里的“商”，当然是指正当的商业活动。他曾规定，“自大僚至丞郎”，“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即买卖要公平。1585年，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时年已72岁高龄了。这本是属安置性质的闲官。他不因闲官而无所作为，到任便把多年来各衙门出票要市面上商户无偿供应物品的陋规禁格了。还发话说，要南京五府的百姓，负责南京千百个官员的出入用度，难怪百姓苦了。吏部乃六部之首，怎能不先想到百姓？他关注保护商人利益，直至晚年未曾松懈。他无子嗣，殁后由侄子过继。其孙子海述祖以海洋贸易为业，同其乃祖重商有关（详下）。
三、明中叶以降，海南海洋文化的发展
明中叶以降，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已经遍及浩渺无际的南海沿岸各地。南海碧波无际，时而湛蓝柔顺，时而巨浪翻天。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南海变幻莫测的环境，培养海南商人敏锐活泼的思维，启开其心智与胸襟，锻铸其胆识和智慧，终养成一种锐志进取，坚韧顽强的性格。他们前往南海弧形沿岸的各岛国、地区从事经商活动。有的留居当地，蕃衍子孙，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辟满布榛狉的荒野，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而，华侨社团在这些地区往往喧宾夺主，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体。
十六世纪，西方商业殖民者利用坚舰利炮占据马六甲，进入南海区域之后，才改变了华商主宰南海贸易的态势。但并不意味着我海南商人退出南海地域。钮琇在《海天行》中记述了海瑞孙子海述祖造船出海贸易的事迹。他造一艘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海舶。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海贸易，“获赀无算”。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他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他得以生还。这一故事，虽富有神话色彩，但所描述的冒险航海，上天入地的情状，正是海南商人冒险、开拓、进取精神的写照。入清之后，在南海地域，我海南商人受制于西方殖民商人，日渐加剧。有时为之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海南商人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
近代以来，在我泱泱中华，国势衰微，备受列强欺凌尤甚。据咸丰八年签订的屈辱的《天津条约》，允开琼州为商埠。任由美、日、英、德、法等国商船进行经济侵略。我海南侨商，仍不甘任人宰割，于宣统元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清末在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看到历史的遗迹：新马泰等国的许多政要就系海南人的后裔；海南人在新加坡人口中约占7％。但是，海洋贸易是与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的。唯有在我国自改革开放后，海南商人才有可能遨游海域，大展宏图。
近代，海商的代表当首推宋耀如。宋耀如，文昌人。他把目光投向海岛四周浩瀚无际的海洋，企盼从大海追寻他的梦。1875年，时为九岁，当他目睹洋船的水手欺凌老百姓时，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地扑向凶手。此举为从美国回乡招工的舅父所赏识，被招为嗣子。他跟随养父横渡重洋，历尽艰险，到美国波士顿后，并不贪图养父为他安排的安定生活。为了追寻他的梦，他宁可放弃继承遗产，决意从养父丝茶店中逃出。为了躲避养父的追踪，他先到缉私船上服役，继而入圣三一学院（后称杜克大学）攻读。188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三一学院后，返归故里，立志报效祖国。始在上海以传教士的身份进行传教布道，并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后转身经商，出任洋行买办。他利用在洋行中学得的近代商业知识，进行商业运营，很快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他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产赞助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更为人称道的是培育影响中国一代政治生活的三个女儿——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一个海岛上的穷小子，受到大海的启迪和感悟，决意浪迹天涯，不断地寻梦，不断地冒险，不断地进取，终于谱写出其绚丽多彩的人生，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丘、海二公，乃至后起的宋耀如，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境遇，但都具有海量的情怀；都有喷薄而起，鹏程万里的大海般的胸襟气度。这是海南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所使然。
丘、海既宗奉中原正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的重商思想，说明他善于把传统和新潮相结合。这正折射我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质所在。这是中华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海南海洋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广东省海南商会会刊《海商》（2011年）创刊号上，我曾撰文为刊名“海商”正名，并阐释了我对海南商人精神的理解。认为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情怀，海洋文化的特质”。尔后，我在“2011世界海商论坛（香港）”上，作题为“海商：海量的情怀，海洋文化的特质”的讲演。提出“海商”可解读为全世界海南商人的简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精神境界。所谓“海量”的精神境界，指的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海怀商道，胸怀宽广，放眼世界，蕴含海洋文化的特质。此说，已经通过“2011世界海商香港宣言”的形式，向世界海南商人发布。海商，承载着世界各地海南人的深切厚望。
当今，海洋开发是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举措，是海南开发的优势资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关系着国家的兴衰陵替。我中华民族正在重抖精神，在南海等海域渐显雄姿。作为占全国三分之二海域的我海南省，面临着开发海洋的历史重任。海南人民必能以对大海的深切了解和超凡的领悟力，弘扬先人的优秀传统，为创建海洋大省做出贡献。这是可以期待，可以确信的。
注 释：
1.这里所谓的思想，包含知、情和意等三个方面。知，指见识、智慧、学问；情，指亲情、乡情、友情、爱情；意，即意志，志向。
2.石宝《送廖君从盛还海南序》
参考文献：
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1840年以前的古代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张难生、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Nansheng & Ye xianen, Guangzhou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2. No.2.pp.191-214。
叶显恩：岭南文化与海洋文明， 见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叶显恩：传扬家乡先贤业绩功德，发掘家乡人文资源， 提交“纪念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叶显恩：海商：海量的情怀，海洋文化的特质——在“2011世界海商论坛（香港）”讲演稿， 刊于《海商》第二期，2011年12月。
叶显恩：海南商人的文化品格 ——《海商》创刊感言， 刊于《海商》创刊号,2011年6月。
叶显恩：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刊于朱逸辉主编：《丘濬海瑞评介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
叶显恩： 海南商人谱系刍议，提交2012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武汉）”论文。
2012年11月22日晚于广州海龙湾幽篁室
周一至周五：9:30-17:30
COPYRIGHT © 2023 广东省海南商会 | 粤ICP备16123487号 | 营业执照 | 网站建设：中企动力 广州 | 标签 | 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