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

内容提要：“海商”之称，寓意海南商人的海量情怀，充满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蕴含海洋文化的特质。海商因海而生，依海而长。海商的精神境界是由大海的生态环境与海南自身的人文历史所铸就的。本文以海商的历史贡献置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认为：海商参预西汉北部湾丝路首航，立下开创之功；海商投身于南海丝路，创产销独家经营的海洋贸易崭新形式；开发海南产品投入海上丝路市场，提供中转站港口服务，促进丝路繁荣；敢于投身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充当时代的弄潮儿；以办实业反馈桑梓，或慷慨解囊以救国。本文还指出，从高踞于中国文化精神高地的白玉蟾（1194—？）、邱濬（1421—1495）和海瑞（1514—1587）等人遗留的著作中，仍可发现在他们思想深处所储积的海量情怀。

关键词：北部湾  海洋文化  海上绸路  大航海时代

 

海南商人因海而生，依海而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北部湾启航。海南商人自古越重洋，探商路，最早与世界做生意。2011年6月广东海南商会向全球推出“海商”的概念，以“海商”作为全球海南商人的简称。在2011年于香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海商论坛上通过的《2011世界海商香港宣言》得到了确认，并已登记注册得到专用权，结束了海南商人没有专称的历史。

“海商”之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精神境界。所谓“海量”的精神境界，指的是海南商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放眼全球的情怀；充满冒险、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蕴含着海洋文化的特质。

充满冒险、开拓、进取、创新精神的海商，在海南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其所展现出来的“海量”的精神境界，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发掘的。

 

由大海的生态环境与海南自身的人文历史

所铸就的海商精神境界

 

海商的故乡，海南岛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所谓海洋文化，是一种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对之没有经典的定义，主要指的是由海上贸易活动而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海上活动而引发的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所以，可以说它是重商、重利、开放的文化，也是富有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文化。由此而形成了海洋文化不同于逐水草而居，以轻土重财、游荡成性的无根的游牧文化，也不同于以安土重迁、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为特点的有根的农耕文化。

欧洲学者认为，自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伊利比亚半岛、英伦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欧洲，其腹心地带距海岸线不超过500公里，本质上属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所孕育的重商、冒险、开放、扩张的精神，则是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能够称雄全球，并创造近代文明的原因。正是海洋文化，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海上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导致“亚洲造就欧洲”。正如德国的哲人黑格尔所指出：海洋的意义是鼓励人类重视商业利润，向海外发展，从而引发重商主义，引领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16世纪东方航线开通之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扩张主义者相继东来。正是他们在东方取得的高额商业利润，催生了欧洲的近代经济制度，造就了欧洲。

我海南岛四面环海，犹如一颗晶莹亮丽的明珠，嵌镶在风情万种的南海碧波之上；既有南海的狂涛和承载，又有五指山的静穆和幽深；还有南渡江的清澈，万泉河的婉约秀美。山海清淑之气，蔚为人文，被誉为南溟奇甸。她虽处于祖国的边陲海隅，文化上也处于边缘性和非主流性，但却善于将古典与新潮融为一体，巧妙地把海外文化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氤氲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

海商以对大海的深切了解和超凡的领悟力，创造出与内陆不同的文化。人依存于海而创造海洋文明，海洋则因人而演出种种传奇，变化万千，沧桑而富丽。大海浩渺无涯，不画地为牢，容易越过海域通往四海五洲，容易滋生全球观念。海量情怀由此而生。

海，汪洋恣肆，变幻莫测，千姿百态，引发人们奇思妙想，使人的思维灵敏活泼；凭舟楫可邀游海中，可破浪而前，凌波而上，锻铸了人们胆识和智慧，易于养成坚韧勇敢的性格。这是海商具有独立自由品格，充满冒险、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精神的源头。

碧海青山与人灵犀相通。海南的人文历史就是一部多族群、多人种，互相融和，“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史。海南岛是一移民岛，先后移居者来自不同的族群和不同人种，有小黑人，落笔洞人，黎人，有黎人、翁贝人（临高人）、闽南人、回人、苗人、哥隆人等。就其主要而言有三个大族群，即黎人、翁贝人（临高语族群）和闽南人。先是大约距今1万年以前与百越有共同祖缘的一支族群移住海南岛。（1）他们最初生活于海南岛西北部沿海一带，尚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融合了“落笔洞人”和个别漂流而至的南海周边人而成为海南岛的第一个大的移民族群。古文献上，他们被称为百越、蛮夷、俚僚。至于今称的所谓“黎”（2），是后来的事。继之而来的是处于青铜时代的翁贝人，（3）时为约距今2500年。

移居者语言各异，互不相通。汉代“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4）黎人逐步退入中南部山区，过着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生活。翁贝人则在南渡江流域和周匝海岸带以渔耕为生，幸得《汉书·地理志》留下简短的记载：“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渔猎，但当兼业捕捞和狩猎。充满野生动植物的原始林地和绵长弯曲的海岸是早期人类进行采集、狩猎和捕捞的理想环境。翁贝人已经从采集经济过度到初级的渔耕经济。翁贝人以琼山、澄迈、临高和儋州等南渡江以西的地域为基地，并向东南部沿着海岸带扩展。

宋代以后，闽南人又来了。闽南人由海路移居海南，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闽南人在与翁贝人混居中，促使后者不断汉化，尽管翁贝人仍坚守自身的一些习俗，例如翁贝语等。翁贝人本系洗夫人的俚族人。俚与前述的海南“黎”是有区别的。唐代之前文献记载上不加区分，把今称为“黎族”的族群与属于俚族的翁贝人不加以区分，皆称为“俚”，或称“俚僚”。

黎人和翁贝人（临高人）的文明程度原本差距不是很大。宋代之后，黎族人坚守山区过着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生活。而翁贝人在同闽南人混杂居住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翁贝人接受闽南人带来的中原礼俗，认同汉字，“诵读亦用正音”（樊庶《康熙临高县志》卷2，“风俗”），以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与族外相交通。因此，宋元以降，翁贝人不断汉化。官方文献称之为“熟黎”，或依旧被统称为黎，没有自己的专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才为学术界发现而赋之以翁贝人，或临高语族群之称。闽南人不仅带来汉文化，宋末元代占据东南海域贸易鳌头的闽商所带来的商业文明，尤其值得称赞。它不仅助力于海南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海南的文化，特别是海南固有的海洋商业文明的提升，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来者便是客，以礼相待。后来者闽南人被礼称为客，所操的闽南语，称之为“客”语。闽南人和翁贝人在文化上彼此融和，又“和而不同”，各有坚守。文化处于强势的闽南话，渐渐地取代处于主流地位的翁贝语（亦称临高话、村话、贝语、俚语），以之作为海南的通行语。据学者研究，闽南话取代翁贝语作为海南通行语言，一说在明代末期，一说要到清代之后。而琼山、澄迈、儋州等地相当宽阔的地域和临高县仍然坚守翁贝语（临高语）至今。三大族群和其它的苗、回、哥隆等族群，以及零星的各色人种，互相忍让，和睦共处，携手开发了瑰丽的海南岛家园，共创了绚丽多彩的海南文化。综观海南人文历史，的确是一部敞开胸怀，笑迎八方来客，大开放大包容的历史。这是海商海量情怀的历史渊源。

 

海上丝绸之路从北部湾首航，海商立下开创之功

 

秦汉海事活动分为东向和南向两途。东向因为山东半岛至长江口的海岸线，过于平直，不利于航行（指轮船出现之前）。所以这一海域的海上贸易活动要到公元前5世纪吴越王国兴起时才见诸文献记载。（5）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曾东巡瑯邪，受齐人方士徐福蛊惑，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仙药，一去不归。（6）于今在日本留有传说的徐福遗迹。

南向的海事活动最早发生于南海沿岸。海南岛，在秦汉之前已经与南海沿岸发生联系，并北上与楚国以及中原地区相交往，出现了从事南海贸易的俚僚商人。正是他们与中原商人发生贸易往来，才诱发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动机，发动征伐岭南的军事行动。据《汉书》记载，西汉皇朝派遣黄门译长率领并招收“应募者”组成船队从北部湾启航，通往东南亚各地，或经接驳而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7）这一史实是最早见诸载籍，又为大家所熟悉的海外交通史。

为什么北部湾成为由汉代朝廷派遣出使西洋船队的首航地，亦即后来所习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呢？

我们知道，北部湾是秦汉帝国的内海，为海南岛、象郡、桂林郡所环抱。扼守北部湾南北两端进出口者是海南岛。环北部湾区域是俚族先人生息繁衍之地。凭借舟楫以渔猎，是他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当风平浪静之时，便靠竹木筏和独木舟沿海岸航行，彼此往来，作部落间产品交换，形成以铜鼓为时尚的铜鼓文化区。当时受到造船、航海技术水平的局限，舟楫在行驶中，白天只能以沿岸标志来定方位，夜间则以天体星宿作航导。同时，船体小，装载的淡水、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有限，客观上需要在一定距离内从途中的港口给以及时补给。北部湾海岸线弯曲，港澳众多，有利于船只行驶。北部湾又盛产珠、犀、玳瑁等海错珍玩，出现了日南障寨、徐闻、合浦等古老港口，是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地域，其经济中心在交趾首府龙编（今河内）。

北部湾地区同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海域接连，交通便畅，又有丰富的海错珍玩，足以同上述地区以及经接驳而与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地区交换。海商是路径的开辟人。秦汉代之前，海商已与南海西南部地区发生往来，出现了一批通晓这些地区语言和商路的商人。

秦始皇开通灵渠，连接珠江与湘江水系。北向由湘江进入长江和黄河水系，可通往京都长安。南向经灵渠入桂江，而漓水，而西江，经北流水，穿一小片玉林平原入南流水可抵北部湾。有水路与京师相通，便于朝廷对北部湾海上贸易的掌控。

汉代经济的发展，更为扩展与南海沿岸地区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船舶制造业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木帆船阶段，能制造上有重楼、有十桨一橹的楼船，出现了第一次造船业高潮。航海技术也有明显进步，总结航海技术的著作计达136卷之多。南海区域内，汉朝的海舶已“无远弗届”了。（8）基于此情，与东南亚各地密迩的北部湾沿岸障寨、徐闻和合浦等古老的港口，选定为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最优抉择。

作为由西汉朝廷派遣首次出使的船队，是由黄门译长率领，招募熟悉商路的贾人等组成。船队从北部湾启航，南行驶经临高、儋县一带海域，续往前行，到达中南半岛，直通东南亚各地；或跨克拉（Kra）地陕，通过接驳到达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这是中国朝廷与西方发生海上交通贸易的滥觞。海上丝绸之路正是发端于此，从此起航，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始发港，海上丝路的发祥地。

北部湾可谓是海商的摇篮。海商是在北部湾海洋贸易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封建皇朝在海南岛创建行政区划，名之为珠崖、琼州，正是海南盛产珍珠美玉的见证。海南岛当有经营珍玩的商贾。这些海商如前所述，早已与北岸的岭南各地，楚国，乃至中原地区，以及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发生往来，因而熟悉商路和语言。客观上为汉代以后所开通的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准备了人才。他们成为西汉开辟海上丝路的船队所招募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海商和北部湾地区其他商人一道充当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立下了开创之功。

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南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关于这条航线，据黄武5年（226）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历时十多年回来后写下的《扶南传》说：“涨海（即南海）中列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9）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10）最早如实描写了西沙群岛暗礁如同磁石一样，船只一旦航速驶进去便有被吸引搁浅的危险。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中，在西沙群岛的北礁采集到南朝的六耳罐、陶环，证实了这条航线的存在。这一航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到对岸的南海诸国的航程。这意味可以摆脱传统的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惯例，标志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升。从北部湾首航的海上丝路为新辟的航线取代，广州自此时起替代交州龙编（河内）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北部湾虽失去丝路始发港的地位，但通过琼州海峡通往北部湾，依然是广州与交州间地区性海上交通的要道。它一直处于中国与南海交往贸易的前沿。三世纪之前尤其如此，具有边缘又有前沿的双重性。

原从北部湾首航的海上丝路航线改为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而过，促进了海南东南部海岸带的开发。振州和万安州沿海开发港口，使之成为中间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中继站港区。这条航线出现之后，自当摒弃沿岸航行、水陆接驳而通往印度的传统航道，改为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波斯湾和红海地区。汉代已存在的以印度为中间站的海上中西交通，是一条由中西双方共同开辟的相对于陆上的海上商路。从东汉西域交通断绝后一段时间，罗马市场上丝织品反而增加的事实，说明这条海上商路在东西方贸易上已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盛，处于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的海南岛，其地位愈显重要。航经这条海上丝路直抵广州的记载，频频见诸文献。六朝（222——589年）时期，由于佛教的极力东传，南朝历代王室又对海外贸易持积极态度，因此，僧侣、中外使节、商人沿著海上丝路络绎不绝地前来。据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考证，自5世纪之后，前来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有大秦、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罽宾（克什米尔）、占城（越南南方）、阇婆、扶南（柬埔寨）、金邻（泰国暹罗湾岸边）、顿逊（泰国西南部）、狼牙修（泰国南部）、槃皇（马来半岛的彭亨）、丹丹（马来半岛南部）、槃槃（加里曼丹北部）、诃罗单（爪哇岛）、干陀利（苏门答腊巨港）、婆利（印尼巴厘岛）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僧侣和商人前往广州途中当多在海南东海岸泊船做短暂的停留，以便做生活品的补给，或因修理船舶、避风的需要。

 

海商于唐代驰骋南海丝路，掀起一代风云

 

洗夫人（512——602年），经历梁、陈、隋三个朝代，在海南岛历史上是一关键性人物。洗夫人在海南接受了与她同属俚族的翁贝语族群（临高语族群）之归附以后，形成了以她为首领的岭南俚族大联盟。作为岭南俚族大联盟主的她，把海南岛真正纳入中国朝廷的管辖，给海南人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她还带来南海贸易的经商之道，提升了海商文化的水准。因而海南人民奉她为神明圣母，世代祭拜。为她建置的庙宇，据不完全的统计，已达434座，海南岛原俚族居住地，以及有俚人融入的闽南语族群居住的地域，都举办军坡节来隆重纪念洗夫人。军坡节成为全岛最盛大的古老的文化活动节日。

我们知道，海南人尽管早在秦汉之前已与楚国、中原地区发生交往。但受中原文化的滋润却自唐代始。秦时，海南岛为象郡外徼，已入秦始皇政治视野。汉武帝平定南越，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置儋耳、珠崖郡，海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法制松弛，官吏贪墨，遭到土著翁贝语族群的反抗。所设的儋耳、珠崖两郡，经历64年后即于汉元帝初元3年（公元前46年）终被朝廷罢棄。下诏对于海南岛民众“有慕义内属者便处之，不欲勿强”。虽在北部湾西北岸合浦郡属下设朱卢县遥领，（11）但没有实行有效地管辖。一直到南朝萧梁大同年间，洗夫人请命于朝，设置崖州（州治于今儋州湳滩浦），（12）恢复郡县的行政管理，才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自汉至六朝（222——589年）时期，虽已有朝廷命官临境施政，或中原士卒、商贾来到海南，还有被安置的罪犯等，曾经传入中原礼俗，但终究未成气候。就总体而言，尚处于文化的蒙昧阶段。真正领略中原文化之滋润自唐代始。唐代派来的朝廷命官，带来了中原礼法；放逐海南的60多位贬官谪臣（13）又起到了教化、传播中原文化的作用。被视为“蛮俗荒梗”的海南岛，学校之政始立，造士之方兴起，中原文化有如春风化雨滋润这片沃土，熏染过化，使海南岛踏上了文明的新台阶。贞观（627—649年）年间，王义方贬任吉安（属儋州，今昌江县）丞，“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义方召诸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順”。（14）这是在海南首次见载于文献的传播中原文化之举，也是哥隆人和临高语族人直接感受中原文化的温馨和受到滋润之始。

洗夫人尤其为海南的海洋文化带来福音。如果说海商的身影，在隋唐之前因文献的阙如而模糊不清，那么唐代的海商则已以鲜明的雄姿驰骋于南海，掀起一代风云。海商在唐代的崛起，同大庾岭道的开凿有关联，与俚人洗氏掌控南海贸易尤其密切相关。

大庾岭道是唐开元4年（716年）11月由张九龄奉旨开凿的。大庾岭道的开通而形成的北江—浈水--大庾岭道—赣江—长江而接连大运河所构成贯通南北水运大通道，取代了原先的西江—桂江—灵渠—湘江道的地位，而成为南北水运交通的主要干道。南下岭南，或北上内地者，大都取此道。广州则是海上丝路东方一极的中心。大庾岭道贯通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与“广州通海夷道”相衔接，意味着偌大的中国大陆被纳入广州海上丝路贸易的腹地。根据贾耽的记载，中国的海舶从广州启航，沿着“广州通海夷道”，历南海、印度洋，云帆高挂，涉彼狂澜，直驶巴士拉港（在今伊拉克）。（15）这一海陆相接的通道，使内地的绸、陶瓷、漆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运往广州以输出海外；而从海外源源输入广州的象、象牙、犀牛、沉香、珍珠、朝霞布、火珠、鹦鹉、猛火油、白氎、花氎、玳瑁、龙脑香、郁金、菩提树、蔷薇水、菠稜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蕃货（舶来品），以及岭南端砚等土特产，及时地运往京师等地。（16）

唐代中叶（八世纪中），以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大食帝国为轴心的国际海洋贸易圈形成，广州是这一贸易圈的东方中心。海上丝路己成为通往西方的主道。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穿过海南岛的东部，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因而海南岛更承担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作用。海南岛在丝路航线节点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海商的兴起。

洗氏“世为南越首领”。洗夫人时，“海南（指高雷地区）儋耳归附者千余洞”。（17）以洗氏为首领的从珠三角沿南海北海岸到高雷地区和海南岛的俚族大联盟的形成，洗氏家族在岭南的势力益加雄厚。隋末，在朝廷任职的冯盎（冯仆之子，洗夫人长孙）、冯智戴父子趁隋末战乱之机，从任所回到岭南扩张势力和地盘，“遂有番禺、苍梧、朱崖地（海南岛），自号总管”，经不断剪除对方，壮大自己，终有“二十余州，地数千里”的掌控地盘。（18）唐代，冯洗氏势力更达峰。从今之珠三角，沿着南海北缘向西逶迤，经雷州半岛至广西东南部，皆属冯洗氏势力范围。恃其把持的从珠江三角洲到东京湾东北岸的沿海地盘，从事南海贸易。除包揽贩卖海外珍玩，输出“高凉生口（奴隶）”外，就是劫掠海上商舶。这种古代亦商亦盗的海贸，也唯有冯洗家族一类的豪酋能够胜任。冯洗家族由于经营南海贸易而富极一时。洗夫人的孙子冯盎“珍货充积”，单接受唐太宗赏赐的奴婢，便达万人。（19）四世孙冯子猷（冯盎长孙），于唐贞观年间入朝时，“载金一舸自随”,（见《新唐书·冯盎传附子猶传》）以供沿途挥霍，显示其富。

尽管在武则天朝，冯洗家族政治上横遭打击而趋向式微；冯盎孙子冯君衡死时，“子幼家难，丧礼装盖阙。”(20)女儿冯媛被俘没入皇宫，后为尼(21）；幼子送往长安，入皇宫为太监，此人就是玄宗宠内臣改了姓的高力士。但是其后裔冯崇债、冯若芳（两人皆与高力士同辈，属洗夫人五世孙）仍然是地方帅臣、豪酋和大海商。

冯崇债，唐玄宗时期（713—756年），虽位居临振郡别驾之职，与其先人官宦的赫奕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他因商而豪富却仍然名冠一时。据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开宝7年（748年）11月，当鉴真一行到振州（天宝元年742已将振州改称临振郡，鉴真传作者按习惯以振州旧名称之。）江口泊舟，冯崇债派400多名士卒到码头恭迎。他在郡城倾情接待。他说：“弟子早知和上来。昨夜梦有姓丰田，当是债舅。此间若有姓丰田者否？”从此可推知他可能在经营海上商务中与日本商人有过往来而知道有此姓，因为中唐以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又向东北伸展，接通了朝鲜、日本，日本商人沿“广州通海夷道”而到海南岛是很自然的。冯崇债的官衙虽在岛南端临振郡，在岛北的珠崖郡也拥有庞大家产。他听到鉴真和尚要重建受火灾烧燬的珠崖郡开元寺时，“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内一时将来，即构佛堂、讲堂、砖塔。椽木有余，又造释迦丈六佛像。”从冯崇债着其家每一奴隶输送一根椽木便足够建寺之所需还有剩余，可见他拥有奴隶数量之多。当时奴隶称为“生口”，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如前所述，广州就是洗冯家族贩卖生口的市场。

冯若芳，文献上称他为万安州（当时已改为郡）大首领，无疑是当地俚族人的豪酋。据当时的羁縻政策，朝廷直派郡县官吏者甚少，大多就地委任之，即所谓“岭南酋帅，因生口（按：即奴隶）、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22）冯若芳也可能是州之帅臣。当鉴真和尚一行35人由冯崇债派遣800名甲卒经40天来到万州时，冯若芳恭请入住其家，供养三日。他同样是一个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海商。他同阿拉伯国家商人当多有商务往来。他一有机会便刼掠途经海南岛东海岸的“波斯舶”，每年达两三艘之多。掠夺船上的人和货物，人当生口与货物一起作为商品贩卖，因而致富。乳头香是具药用的香料，为贵族豪酋所享用。苏芳木是一种染料提取物，古代可充制胭脂的原料。这些物品皆系贵重之商品。“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23）从此可见其富豪奢侈之一斑。作为财富象征之一的奴隶，为冯若芳所拥有者难计其数。“其奴婢居处，南北二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可谓富极一时。

冯崇债所在的临振郡，就是隋文帝杨坚赐与洗夫人的“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的所在地，又是洗夫孙冯盎掌管的“八州”中的振州之地。而临振郡与冯若芳所在的万安郡地域相连，正是冯洗家族的核心地盘之一。冯崇债和冯若芳，当是冯洗家族势力赫奕时掌控海南岛海洋贸易的代表和缩影。

唐代后期即9世纪时，海商较之于前期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海商的势力更加雄厚，尤其是海商从自己生产商品，自造舟船，到贩运销售，由独家经营，形成一条龙。这种包揽产和销，并自造船舶，独家经营，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崭新形式。

据房千里：《投荒杂录》“陈武振”条记载：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幹（唐文宗大和间即828——835年，任琼州都督兼五州招讨游奕使及琼州剌使。五州即琼、崖、振、儋、万等州。）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干之室亦竭矣。” （24）

海中大豪的振州（临振郡）陈武振，按当时惯例，当是身兼酋领帅臣之类的人物，因为只有掌握武装，又有权势者才可能染指海上贸易。他蓄积的犀角、象牙、玳瑁等珍奇商品，置有数百个仓库貯藏。这些财富是从事海盗掠夺和海上贸易而获得的。每当阿拉伯商船途经振州海域时，便一边派人登山披发念咒语（即所谓“牟法”），以欺人耳目；一边在海上从事海盗式的劫掠。陈武振就是靠海上掳掠和海上贸易暴富起来。由于他财雄势大，郡守兼招讨使韦公幹，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待之如同兄长。后来官府抄没陈武振家产。韦公幹因陈武振破败，断了财路，其家业也由此而衰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武振和前述的冯若芳既能劫掠阿拉伯的船只，必需具备相应大规模武装，以及一批具有熟练航海技能的船上水手。前述的“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者，当属充当陈武振船上舵工、水手等员役。

又据房千里：《投荒杂录》“韦公幹”条记载：

“（琼州）郡守（当时称州，官州刺使）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牧琼，多乌文（黑檀）、呿陀，皆奇木也。公幹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 （25）

房千里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8——835年）贬任高州刺史，与海南岛密迩。他的《投荒杂录》当据闻说而写。琼州郡守韦公幹作为地方帅臣，同样经营海上丝路贸易。他掠夺良家子为臧获（奴隶），单女奴便有四百个。男奴可当生口贩卖，女奴则多半被驱使从事手工业劳役。他开设手工作坊，女奴中有从事纺织的，有雕刻犀象工艺的，有锻铸五金的，有制作木具工艺的。还设有监工头，负责“日考月课”，唯恐奴隶制作的产品不合规格。作坊设在其庄园中，输入物料，运出产品，熙熙攘攘，“其家如市”。韦公幹还派人到沿海各地砍伐坚韧的珍奇良木，用以造船，以及制造精良的木具。曾制造两艘大舟从事海上贸易。这些手工艺者，分别从事纺织、角器、五金、木具，以及舟船制造，业有专攻，技术必精。手工织造工艺和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此，我们不禁发问：协同陈武振从事海海盗式商业活动的人，以及在韦公幹作坊及其大舟上服役（包括造船、纺织、木竹、五金等手工艺、驾船航行、经商等）的劳役者，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在唐代，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除冒险犯禁的人逃来海南外，要从大陆招徕这些劳役者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岛上除黎族人外只有临高语族群。闽南人是在宋代由于海洋贸易的驱使才主要因商而移居的，在唐代移居海南则只是偶发的个别现象。黎人不涉足海事，不具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技能。所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应是与海结缘的临高语族群。（26）

因应海上贸易的发展，唐代已经着意开发港口、码头。通潮驿（澄迈老城）、文昌七洲列岛、万宁独珠山（今大洲岛）、陵水东部和三亚市西南部海岸带的一些港口码头都陆续兴建。尤其独珠山港 是“广州通海夷道”上的要港。（27）

五代割据期间，闽粤政权因经济自成体系，独立发展，需要通过外贸来增加其财源。因此致力于招徕外商。鼓励华商下海贩蕃。岭北商人下海贩蕃顿然增多，同这一政策有关。五代启开了尔后华商大量下海，变被动为主动局面的先河。对宋元闽南海商的兴起，以及移居海南并带来商业文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发海南产品投入丝路市场，提供港口服务，促进丝路繁荣

 

宋代海商的历史命运是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格局在宋代依然得到维持，并且有所推进。这是因为宋代国力虽然软弱，但经济实力却大为增强。晚近学者的研究，多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力的高峰是在宋代出现的。农业之进步又引起手工业的发展。这是海上贸易得到发展的物质基础。两宋继续推进改变过去坐等外商前来贩运的被动政策，采取走出去，以操纵南海、印度洋贸易的主动权。通过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而与海外交往的地区比前益加广泛，尤以东洋地区（即婆罗洲以东，主要为今的菲津宾群岛）和印度洋地区的东非海岸为主要（28）。

宋室南渡，统治的重心具有海洋性帝国的特点，为了增加其财源而倚重海贸。中国传统的东向和南向的分途贸易，此时由于政治地理的变化，衔接点正日渐从广州移往泉州。而值得注意的是，因海洋贸易而崛起的泉州培育了闽商。闽商沿着海岸线南下（29）并以海南为其商业据点，传播商业文明。由于闽商和在琼官宦的闽人的乡情牵引，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南，形成第三个移居海南的大族群。如前所述，处于文化强势的闽南人，在海南东部和北部逐步与临高人相融和。在这些地区原先的临高语也不断地为“客语”（闽南语）取代，或临高语、闽南语两者并存。闽商的到来，为海商文化注入生机、活力，有力地推进了海商文化的提升。

我们看到，宋代以降，古籍文献关于海南海上贸易的兴起，有了较多的记载。这反映了海南在海上丝路地位及海南文明总体的提升。南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一书中，专设“海南”条目，对海南航线的特征，风险、祈风祭神的地点，以及海南的商品贸易和市舶经营管理，都做了描述。海南海上贸易已初显繁忙的景象。楼钥在《代谢知琼州表》中说：“贾胡（按：指阿拉伯商人）遥集，实为舶政之源”。又在《送万耕道帅琼管》一诗中云：“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楼钥《玫瑰集》卷3）说的是东洋的琉球，西方的阿拉伯帝国等地都有外国商船来。从三亚至陵水一带，现今留下的唐宋至元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群，以及文献上有关于东南亚各国公差使臣途经东部沿海时，指定专供贡船停靠泊口的记载，就是南海各国贡船途经海南的见证。古代的朝贡体制，既含有政治的藩属关系，也具有经济上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

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需要，赵宋立国伊始，便设置“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30）在唐代的基础上，宋元的市舶管理更加严密和制度化。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官府曾有在琼州设立市舶司之议，目的在于“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押解”。此举虽未果行，但在海南已经设置“市舶务”，作为从属市舶司的二级机构。琼州管辖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和乐会等五县皆设有市舶务。标志着宋代海南岛已经有规模化的商品投入海上贸易。原先所起到的中继站的功能，已经强化成为中转站，海商资本越发活跃。

宋代经过海南岛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越发频繁，对港口服务的需求更加繁遽。完善港口设施和满足外商的劳务需求成为宋代海商的一个重要商机。

神应港原名白沙津，位于琼州府治北十里，不通大舟。宋人王惠有诗云：“鲛人频揭水，蕃舶每胶泥。”反映出港口条件之恶劣。而大舟泊靠海岸，又多有风涛之险。宋熙宁（1068—1077年）中，莞帅（经略安抚使）王光祖曾经开凿，未获成效。淳熙戊申（1188年）因飓风的作用，冲激掀沙，形成良港。因此之故，易 “白沙”名为“神应”。（31）神应港成为岛内以及同外地交往的水运中心。入元代之后，闽浙商舶依然纷至，贸易持续不衰，至元三十年（1293年）于海南岛设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负责按照市舶条例征税。直到至大四年（1311年）才被罢革。

澄迈的通潮港、琼山的烈楼港、琼海的潭门港 、万州的港门港、万安军城东口（今陵水县城东）、昌化城西河口等，在宋代或作加深改善，或属新建。水运交通较前有所改善，越发便捷。例如，在神应港设有渡船，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呇磊驿相往来，又在琼山烈楼港与徐闻那黄渡间设有对开船舶。两地交通来往密切，而且半天即至，甚至一天可往返。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李崇矩出任驻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他到雷州半岛对岸“往来皆一日而渡，随者亦无恙”。尽管海峡中流有地号三合溜者，（32）时遇风浪之险，有覆舟之虞。但一般说来，渡海比以前省时多了。而五代以前，没有便风，舟楫难以渡过琼州海峡。因等候便风之故，往往要耽搁十多天，甚至一个月。

在海南岛西海岸的昌化（今昌江县）城西有贞利侯庙，“商船祈风于是”。在东南海岸的万安军（今陵水县）城东，亦有船主都纲庙，“舶舟往来，祭而后行”。

海商趁宋代出现的商机，开发本地农产品，将土特产投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流通领域。我们知道，海南岛为海上贸易提供的产品是经历着不断地扩大的过程，而且是从高端朝中低端发展的。秦汉时期，是以盛产明珠、玳瑁等海错珍玩著称的。这些高端产品，是为王室贵族所享用。隋唐期间，已经扩及纺织、角器、五金、木具，以及舟楫。 产品的需求对象扩大了。这些产品已经进入民间的地主、商人、富户之家。宋代，更加扩展了产品的开发，尤其注重于农产品的贩运。

海南产香，历史悠久。传说古时有交趾人到海南黎母山上采香。后来和白蛇卵化生一个女子结婚，生长子孙，是为黎人之祖。（33）从传说中折射香在海南的出现，比黎人还早。其品种颇多，有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笺香、生香、丁香等。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记载：海南四郡凡十一县，“地多荒田，所种粳稌（稻米的一种），不足于食，乃以莳、芋、杂米作鬻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可见香的输出对海南民生之重要。槟榔、椰子、吉贝、苎麻、猪皮、赤白藤、花缦、黎蟆、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华揆、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等产品，也可供应海上贸易之需。其中“尤以槟榔、吉贝（34）为独盛，泉商与贩大率仰此。”（35）

槟榔具有药用的价值，可防治瘴疠，为流行瘴疠的岭南地区所必需。“木如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业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极可口；夏秋采而乾之类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番下所乐也。海南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取，不可胜计也。”（（36）闽粤商人，争相前来采购。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可见北部湾对岸的越南、柬埔寨等地，更为主要销售地。

吉贝（棉布），是翁贝语族群的手工特产。宋代之前，他们用棉线织造的汉代广幅布（37）、唐代斑布（38）、花缣文纱，都是上交朝廷的贡品。宋代，他们所织的被讚称为“尤工巧”的“古所谓白叠布”，以及赠来客苏东坡以“吉贝布”等，都精美一时，其工艺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翁贝人的家园南渡江以西地域，棉纺织手工业历来发达。琼山羊山地区典读村人，全真道南宗的实际创建者白玉蟾十二岁应试琼山童子科时，主考官命赋“织机”诗。他即应声而赋：

大地山河作织机，

百花为锦柳如丝；

虚空白处做一匹，

      日月双棱天外飞。（39）

从考官以织机为题，应试的孩童应声吟出织机诗，可见宋代当地棉布纺织是十分普遍的。棉纺手工技艺之高超，同他们的先人骆越先进的织染技术有关，也同历史上棉花最早传入海南岛，翁贝语族群得益在先有关。这种先进的传统纺织技术一直传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梁敏，经过多年深入海南考察研究，认为黄道婆不是向黎族学习纺织而是向临高人（翁贝语族群）学习这种技艺的。（40）黄道婆回到老家松江后，经过她的改良和传播，终于引发棉纺织革新。一种崭新的棉布驰誉神州大地。翁贝语族群给祖国四面八方的平民百姓，各种人士，输送了纺织文明的温情，也通过海上丝路输送到海外各地。

 

敢于投身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充当时代的弄潮儿

 

16世纪（明中叶）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是建立殖民地和商业系统最活跃的时代；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西方冒险海商东来中国沿海寻找商机，并建立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上贸易商人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

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明代富有敏感性的的徽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发展商业为主，越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时代俱来的机遇，终于赢得占据商界鳌头的历史性成功。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海商虽然早在西汉，对海上丝路的开拓已有开创之功。尔后又随着丝路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其业绩因从属于粤商而寡为人知。在大航海时代所出现机遇面前，海商又有突出的表现。

尽管明代“南海舶”依然光顾海南，但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船舶都径由南海各商埠到广州做交易。海南的货物皆由广州十三行承揽，然后发售与西洋商人。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5“黩货”云：“出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西方商人既然不来海南做直接交易，于是海商便走出去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最早见诸记载的是万宁的海商廖瑄。海商廖瑄在明中叶就已经驰骋于南海与经大庾岭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且在这条大通道的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今河北沧州）建立商业据点。廖氏家居东光县河西码头，乃贩运高值舶来品必经的商业要冲。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緾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经商的。从廖瑄姪儿廖从盛曾自海南专程 “驾舟乘风省于东光，又友其弟于官署”，就是说廖从盛驾舟到东光省亲，拜望廖瑄一家；其弟即廖纪，廖瑄之子。又到北京探望堂弟廖纪（41）于官署。且在廖纪官署盘桓了一个多月。明代前期的海商，当以明代中叶名臣廖纪所出身的廖氏家族为杰出代表。

明代后期，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他们前往南海弧形沿岸各地从事经商活动。有的还留居当地，蕃衍子孙，与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辟荒野，为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有些华侨社团在这些地区往往喧宾夺主，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体。

1511年，满刺加为葡人占据之后，才改变了传统的南海贸易的格局。葡萄牙商业殖民者，切断了南海诸蕃国与明帝国的关系。满刺加海狭是南海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葡人据此控制了欧洲与东亚的贸易。原流寓马来半岛的华商，基于满刺加为葡人所占夺，出于无奈，纷纷转往东南亚其他地方从事商贩。一些地方如哑齐（苏门答拉）等因华商的转来而兴盛起来。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结华商、南海诸国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朝廷派朱纨领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对手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收复台湾）。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皆不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与之相抗衡。1613年开设在日本平户的商馆，因经营不善，也于1623年关闭。在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惟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的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了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在荷兰、西班牙所建立的据点及其控制的地区，凭其武装舰船的优势而独占贸易，还对华商征税。例如，凡到由荷、英控制的旧港和占碑的船只，必须取得他们颁发的许可证；规定采购胡椒的数额，还要征收人头税（42）。在这些地区，华商受制于西人，有时为西人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43)。

清康熙年间曾任广东省高明县令钮琇（1644——1704）在《觚剩》“海天行”（成书于1700年）一文中，就记述了明代海南籍大清官海瑞的孙子海述祖在西方商业殖民者占据南海区域之后，竟然造大船出海贸易，与之抗衡的传奇事迹。

明末的海述祖当为海商的翘楚。据钮琇（1644——1704年）《觚剩》“海天行”一文记载，海述祖制造了一艘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海舶，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海贸易，“获赀无算”。如此巨大的船，约相当于郑和宝船的三分之二。载重约六百多吨。(44)如此巨舶，除郑和宝船外，在明代唯徽商汪直的船（可载2000人，船上可容跑马）可与之相比拟。因郑和下西洋之后，造船有定制，不准造大船，以船体坚固，便于灵活行驶为特点。海述祖的船为适应海上长途贸易的需要，竟然违规制造匿大的巨舰，并冲破险阻从事海上贸易，充分表现了他在世界海洋贸易时代的大无畏精神。钮琇出生于海述祖出海贸易的第三年，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对海述祖如此罕见惊人的事迹，他应当是了解的。但基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抑商观念，钮琇没有如实直书，而是以神话的形式，简约地记述海述祖海上贸易的业绩。他在文中说，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因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海述祖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他得以生还。我们如果把钮琇所描述的海述祖扬帆出海、上天入地的情状还原现实，就不难看出这一神话正隐喻海商经营海上贸易遇到的种种险阻和打击，既要经历幻变莫测的海洋风波的险情，又有官方的种种苛酷的征索，以及同西方商业殖民者做商业的上的竞争。但海述祖终于化险为夷，取得商业的成功。这不正是海商所具备的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在明中后期，海商敢于冲破朝廷设置的种种藩蓠，或驰骋于南海和大庾岭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从事海上贸易活动；或投入丝路上的航海大潮，在他们的牵引下，在南海诸藩国出现了海南华侨社团。为当地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商杰出代表海述祖充当了世界海洋贸易时代的弄潮儿。

 

以办实业反馈桑梓，或慷慨解囊以救国

 

海商是路径的开辟人，文明的传播者。文明因商而播，因海而传。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是在海商的领路下出现的。关于侨居南海诸国的华侨，早在宋元已经零星出现，尤其郑和下西洋期间，更有较多的华人移居，南洋诸国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往往有侨居不归，至长子孙者。嘉靖、万历（16世纪）以后，朝贡贸易衰落，官方的市舶贸易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与南海诸蕃国的需求，私人海上贸易（走私贸易）勃兴。以民生日用百货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海南和广东、福建等地的东南沿海庶民商人冲破势家豪绅垄断海上贸易的格局，主动往东南亚开拓市场，建立了与国内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尤其趁隆庆元年（1567）实行“引票制”，有限度地开海贸易的时机，纷纷下海营商。他们“帆踔二洋（指东西二洋，即日本和东南亚洲），倏忽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45）有的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而繁衍子孙，长期侨居于南洋诸国。明中叶，单在马尼拉华人已有超过一万人居住（46）。华侨聚居海外，已经形成社团、社区。华侨在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在许多地区，其势力甚至处于绝对的优势。

如前所述，移居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其文化素质较当地土人要高得多。他们筚路蓝褛，以启山林，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而，华侨社团在这些地区往往喧宾夺主，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体。一些素质较高、有见识、有组织能力的华侨，如农民起义领袖、海盗头目（实际上是具远见卓识的大海商）等，不仅取得经济上的领袖之地位，而且参加政治活动。他们往往被推为首领，领导华人和土人反对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掠夺的斗争。有为当地执政者，乃至为国王者。甚至有的自己建立华侨自治政权，罗芳伯（1738—1795）于乾隆41年（1776年）在印尼的西婆罗洲建立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即一例。罗芳伯拒绝推为当地国王，决定成立共和国。这是一个与美国同一年建立共和国的国家。其后任者由公民选举。经历110年，才为荷兰殖民者所灭。

东南亚地区，虽然较早地受到印度文化，以及后来东渐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浸染一直是深刻的。东南亚社会文化有汉化的倾向。北婆罗洲有自称为中国人之苗裔，采用中国之耕织法。菲律宾由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是由闽人林旺之启导。不少地名也中国化。近日陆续发现中南半岛的一些地方，乃至南洋诸国如印度尼西亚有一村落操临高语。

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社区，一直坚持祖国传统文化。就是到了19世纪末依然如此。1891年出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在一份报告中说：“（新加坡的侨民）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演祭亦沿旧俗。”可以说，东南亚华侨是以母体文化去开化土著居民，即使后来土著居民也汲取先后东渐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西方文化，但只限于实用部分，主体还是中华文化，亦可谓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

海南390多万华侨，就主要分布在这块环绕南海的弧形岛国——东南亚各地。海南的华侨之所以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地，与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宗蕃关系有关。

中国古来就有世界中心的思想，把中国之外的称为蕃国。这就是周礼所说的“九州（中国）之外，谓之蕃国。”南海诸国历来就间断地、经常地向中国朝贡。有些地方如北越就是中国的郡县。中国的古文献上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洋沿岸的古国为“南海诸蕃国”。这些王国不时来中国朝贡。从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看，宋元与东南亚地区建立宗藩关系已波及南海水域各地。并且已经与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沿岸的南亚、中东和东非等地发生程度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续了元代的余绪，而且把这一关系推向巅峰。

对南海地区的宗藩关系。明代趋向制度化：册封与朝贡都立有规章，有行人司、会同馆等部门专管。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曾经赐予满刺加、 浡泥、柯枝和东洋日本四国以镇国山碑铭，作为藩属的标志。

16世纪之后，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却因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而不断式微。从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刺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的事件中也可看出。作为明帝国的藩属国满剌加，为葡萄牙人攻陷占据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报而获悉。明朝廷对这一重大事件，虽然以宗主国的姿态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等国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衰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诸蕃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的海洋势力的消长有密切关系。中国自中唐起，中西交通转为以海上为主，海洋的发展受到重视。就当时世界海洋贸易的大势看，中国居于领先的地位。应当说，这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遗憾的是朱元璋改变了前朝海外贸易自由的方针，实行闭关主义的政策。震撼世界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主要的是为了宣扬国威，怀柔藩国。搜罗珍宝虽然也是郑和的使命，但主观上并非为了发展彼此互利的贸易关系。尔后，明朝廷不仅没有后续的举动，而且海上活动龟缩回印度洋以东的南海范围之内，明帝国的影响力日益衰微。16世纪以降，明帝国在南海的地位逐渐为西方的商业殖民扩张主义者所占夺。但是南海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不影响华侨的移住，反而日益增多，这同交通的发达，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人口的压力有关。富有海洋文化素质的海商，入清之后心志愈加开阔。不以侨居东南亚洲为满足，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允开琼州为商埠之后，海商与美、日、英、德、法等国商人有了直接的交往，越发远渡重洋，走向全球。

在南海地域，海商尽管日渐受制于西方殖民商人，有时不得不为之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境地。但是，他们没有所气馁。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我国出南海贸易的海船有315艘，其中有93艘小船 ，就属于海商。这93艘船中有50艘是开往暹逻的。于宣统元年（1908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清末时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看到海商“下南洋”的历史遗存：新马泰等国的许多政要，都是海南人的后裔；海南人在新加坡人口中约占7％。

报效桑梓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促使华侨念念不忘家乡的建设。华侨中的一些精英，一旦在侨居国居民共创现代文明中学到了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便力图把文明之果带回家乡，嘉惠乡亲父老。他们带着资本和技术返乡创办近代的农场、企业。海南人在南洋发展橡胶农场，是海商的重大成就之一。海商何麟书（家居乐会县），1899年在马来亚于陈嘉庚之前创建第一个橡胶园。也是他于 1906年最早把巴西橡胶引种回故乡，在定安创建琼安胶园，并取得成功。何麟书作为把橡胶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堪称“中国橡膠之父”。现在广东、云南、台湾等地的橡胶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海商这种造福桑梓，功在千秋的业绩和功德，难道不值得我们弘扬吗？

就近代海商而言，最值得称颂的当首推文昌人宋耀如。宋耀如具有深邃而高远的视野。他把目光投向海岛四周浩瀚无际的海洋，企盼从大海追寻他的梦。1875年，时为九岁，当他目睹洋船的水手欺凌老百姓时，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地扑向凶手。此举为从美国回乡招工的舅父所赏识，被招为嗣子。他跟随养父横渡重洋，历尽艰险，到波士顿后，并不贪图养父为他安排的安定生活。为了追寻他的梦，他宁可放弃继承遗产，决意从养父丝茶店中逃出。为了躲避养父的追踪，他先到缉私船上服役，继而入圣三一学院（后称杜克大学）攻读。188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三一学院，继而进入神学院深造。他学有所成之后，毅然返归故土，立志报效祖国。

宋耀如始在上海以传教士的身份进行传教布道，并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后转身经商，出任洋行买办。他利用在洋行中学得的近代商业知识，进行商业运营，很快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他慷慨解囊，以积攒的资产赞助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这种豪情，这种义举成为以商救国的典范。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宋耀如培育影响中国一代政治生活的三个女儿——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一个海岛上的穷小子，受到大海的启迪和感悟，决意浪迹天涯，不断地寻梦，不断地冒险，不断地进取，终于谱写出其绚丽多彩的人生，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海商的海量思想境界，在高踞于中国文化高地的本地人白玉蟾（1194—？）、邱濬（1421—1495）和海瑞（1514—1587）等人遗留的著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白玉蟾，海南海口市羊山典读村人。当地人迄今依然操翁贝语（临高语）。白玉蟾是全真道南宗的实际创建者。他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尤以对道教文化的贡献为最。他是宋代以前岭南四大杰出人物之一（其余为张九龄、余靖和崔与之）。他在国内文化界影响深远。对海南文化的成长和繁盛奠下了基础。白玉蟾给海南人留下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是海量的情怀。在前引的 “织机”诗中，就表现了白玉蟾自幼有气吞六合，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度量。他在《少年游》一诗中也抒发了同样的情怀。他写道：

寸心铁石壮，一面冰霜寒。

落笔鬼神哭，出言风雨翻。

气呵泰山倒，眼吸沧海干。

怒立大鹏背，醉冲九虎关。

飘然乘云气，俯首视世寰。

散发抱素月，天人咸仰视。

这与后来邱濬所写的《海仪》和《五指参天》诗所抒发的情怀，是一脉相传的。丘濬七岁以《五指参天》为题，赋诗言志。诗云：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他以五指山喻为一只巨掌，要伸入碧空摘星揽月，要从海外遥向中原指点江山。这正是海南人海量的情怀和气度的表征。后来，他果然官居一品，入阁为相。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以学识渊博，清廉耿介著称，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邱濬还以《海仪》一诗，来塑造他如同大海般的心胸人格。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海量的情怀由白玉蟾，而传到邱濬，继之而起的是海瑞。他治儒法于一炉，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自己举止言行的准则，铸成刚直、正义的化身而传颂千古，甚至被奉为神，“绘像祭之”。他对平民百姓，施以仁政，有如春风化雨；对破坏纲纪国法，施暴于民者，却取严刑峻法，有如飓风狂涛，铁面无私。海瑞历经三番四次的打击、挫败，受尽冷嘲热讽，人情冷暖，但他从不计冤屈，不计荣辱， 不计恩怨，不计得失，不计升降，依然淡定前行，依然执守“志于道”的理想，充满海量的包容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源自源远流长的海南海洋文化的深厚蕴积。

白、邱、海三公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以谋求天下长治久安为职志。值得注意的是，邱、海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邱公是以经国济民为其治学的宗旨，主张市场经济，开海贸易。认为出海贸易，增加税收是“足国用之一端”。他指出，“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 ”。因而成为我国著名的重商思想家。海公盛赞同时代的王守仁的重商思想。他认为职业的崇卑是以行天道为标准。商居“四民”（即士农工商）之末，并非下贱。只要行天道皆可成圣人。他任淳安知县时，“讼庭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商”，即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他曾规定，“自大僚至丞郎”，“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即买卖要公平。他无子嗣。殁后由侄子过继。其孙海述祖以海洋贸易为业，敢于投身于世界海洋贸易热潮，充当弄潮儿，当同其乃祖重商思想有关。（47）

邱、海既宗奉中原正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的重商思想，说明他善于把传统和新潮相结合。这正折射我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质所在。这是中华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海南海洋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

白、邱、海三公，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境遇，但都具有海量的情怀；都有喷薄而起，鹏程万里的大海般的胸襟气度。这是海南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所使然。

海南文化，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但就其地域特征而言，是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是传播文化的桥梁，易于集纳各种文化，易得文明的先机。它具有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特性。是一种重商重利的文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商的海量精神境界，充满开放、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蕴含海洋文化的特质，正是我们丰富多彩的海南文化的核心。“2018世界海商（博鳌）高端论坛”的主旨：“新时代，新海商，新发展”，必将激励全球海商传承、弘扬汉代北部湾丝绸之路的开创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投入筑梦一路一带的伟大事业中去。

海商，一个光辉的名字，承载着千千万万世界各地海南人的深情厚望。

 

2018.9.26初稿                                                          2018.10.8二稿

 

（1）关于黎族登岛时间及其族源，众说纷纭。可参阅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第三章“黎族 、临高语族和仡隆语族先后迁入海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此取周、唐说。

（2）1925年法国传道士、语言学家萨维纳在海口长流地区发现一种奇特的语言。经他研究，称这种人为“村话”人，“贝语”人，或“翁贝”（Ong-Be的音译，Ong，译为“昻”比“翁”更近音）人。当时全岛人口约200万。其中翁贝人（即临高语族群）40万，集中在西北部；福佬人（闽南语系人）150万，占据北部及岛上所有的肥美的沿海地带；黎人约20万，苗人五、六千。（参见萨维纳：《海南岛志》）此后，不少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翁贝人。1980年七月初，国家民委派来中央民族学院四位民族语言专家同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共九人组成调查组，分赴临高、琼山、儋县、澄迈和海口市郊区等地进行历时二十五天的调查。据统计，集中居住在海南岛的临高、儋县、澄迈、琼山、海口市郊区等四县一市郊的四十七个公社范围，共约有五十一万六千多人，他们通用临高语。由此，对通用临高语者，或沿袭萨维纳称为翁贝人，或称为临高语族群。从八十年代以来，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临高语族群关注者日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探索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具有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梁敏、张均如教授所著的《临高语研究》、张星、马英的《海南临高话》以及海南师范大学的刘剑三教授所编著的《临高汉词典》等专著。重要的论文，可参阅陈江主编《一个族群曾经拥有的千年辉煌——临高学研究初集》一书。海南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3）以“黎”代替“俚”之称，始自刘恂《岭表录异》卷下“紫贝”条：“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宋代以降，黎成为海南俚人的专称。刘恂，河北雄县人。唐昭宗（889—904）年间，曾任广州司马，到过广西邕州、廉州、容 州、梧州一带。官满后寓居广州。《岭表录异》一书是他在退休期间所撰写。紫贝，是一贵重海产珍玩。当年南越王赵佗就曾向汉朝迁进贡500颗紫贝。在海中开采紫贝的，是濒海而居的“黎”（临高黎），而非属与世隔绝的索居山间的黎。此黎非彼黎。宋代以后，文献上仍把两种不同的黎，混称为黎，或将临高黎称为“熟黎”。明代，临高人已经汉化很深，正德《琼台志》依然称南渡江以西的临高语音者为“西江黎语”。海南五大才子（白玉蟾、丘濬、王佐、海瑞、张岳崧）之一王佐的先人便是临高县世袭的抚黎官。甚至到了清末，乃至20世纪，依然有人以黎称之。1881年，传教士冶基善在海南布道时称之为“临高黎”1892年英国外交官庄延龄也将海口石山镇的临高语族群称为“琼山黎”。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将“临高黎”从“黎”中区分，称之为翁贝人，贝人，村人，临高语族群。

（4）范晔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76，“南蛮”。

（5）左丘明《国语》卷19。

（6）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又见同书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7）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下。

（8）参阅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 》1991年第一期。            

（9）《太平御览》卷 69，地部34.

（10）《太平御览》卷28下。

（11）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页69。海南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冯所海《洗夫人文化与临高》，提交“2017年临高学课题评审汇报会”论文。

（13）据唐玲玲、周伟民作的统计。见唐玲玲、周伟民《海南史要览》页74，海南出版社，2008年出版。

（14）见《旧(新)唐书》“王义方传”。

（15）详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7下。

（16）参见叶显恩：《大庚岭道的开凿与广州贸易》，刊于《张九龄学术研究论文集》珠海出版社2009出版

（17）魏征《隋书》列传第45，“谯国夫人传”。

（18）宋祁、欧阳修《旧唐书》，“冯盎传”。

（19）《資治通鋻》卷193，唐紀9，貞觀5年12月條。

（20）《张燕公集》“赠广州大都督冯公神道碑”。

（21）光绪《电白县志》卷28。

（22）《资治通鉴》卷192。

（23）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4月。关于此书所记述的冯崇债和冯若芳事迹，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因为作者真人元开，乃日本天智天皇的后裔、著名的文学家、佛教居士淡海三船（722——785年）。他是在鉴真亲信弟子思讬写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简称《大和尚传》）一书基础上，受作者之请求，经简化、加工而成的。成书于779年，即鉴真圆寂后16年。书名中的“大和上”一词，指修道高深的师僧。

（24）《太平广记》卷二八六“陈武振”条，引自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82页。

（25）引自《太平广记》卷二六九“韦公幹”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13页。）

（26）参阅叶显恩《唐代海南岛的海上贸易》，见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7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7）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一文，值得注意的是把航经海南岛的过程记载其间。这条航线的途次，用今的地域名称说，即：船从广州出航，经大屿山以南，扬帆西行二日，到海南岛东北角。南航二日到海南岛东部的独珠山。再折向西南航行三日，到越南岘港东南的占婆岛。又往南二日，到越南归仁以上的燕子岬。再行一日，抵达越南的芽庄。半日到藩朗。又两天，到昆仑岛。又行五天，到马六甲海峡。海峡南北宽约百里，北岸是马来半岛，南岸是苏门答腊。从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旧港东航，四五天可达爪哇岛。爪哇岛是南洋正中的一个最大岛屿。从苏门答腊旧港一带西行海峡三日，到布罗瓦尔诸岛，北岸是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复从布罗瓦尔岛西航，抵今棉兰海中。西航五天，到今苏门答腊海岸中的婆罗师洲。续航六天，到尼科巴群岛。转北航行四天，到锡兰。锡兰的北部和印度南岸只距百里西航四天到今印度西南角喀拉拉邦的奎朗港。这是印度的南境了。再西北航，进入阿拉伯海，经过十余处小国，到印度西岸，再西北行二天，到盂买附近巴洛奇。继续沿岸北航，再行十天，抵巴基斯坦境。经过五处小国，抵达海港喀拉奇东部，这是印度河的出海口。又从喀拉奇西行二十天，经过二十多个小国，到波斯湾的巴巴丹一带，当地人在海湾口立华表、夜间点燃火炬于其上，以作导航信号。由此进入波斯湾，湾内航行一日，到幼发拉底河口的巴士拉。在此转换轻舟，溯河而上，二天就到大食帝国的重镇未罗。再由驿道西北行，就是大食国京城巴格达了。以上是东路航道。自印度南境的奎朗到巴士拉，是沿东岸航行，西岸以西就是大食帝国境内了。沿著阿拉伯半岛沿岸，经红海，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巴士拉，这就是所谓西路航道。

（28）参见李东华《梯山航海一海外贸易的发展》，刘石吉主编《民生的开拓》，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1982年版，页463。

（29）闽商沿海岸线南下过程中，今之广东沿海自东往西至高雷地区仍然有闽南语零星遗留。

（30）《宋史》卷167，《职官》7。

（31）邓淳《岭南丛述》卷10。

（32）参阅王兴瑞《学术论文选》，〈海南岛古代交通史略〉一文；徐素琴〈琼州海峡与南海贸易〉见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二集，2011年出版；《图书集成·职方典》引《清波》杂志。

（33）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转引的刘谊《平黎记》）

（34）《宋史·崔与之》云：“琼人以吉贝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遗老，民尤苦之。”这种由官府强制民间妇女生产的棉布，有可能将一部分作为海上贸易的商品而投入市场。

（35）赵汝适《诸蕃志》“货物”条。

（36）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

（37）《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38）《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上）、

（39）参阅叶显恩《全真教的实际创建者白玉蟾 》广州：《海南情》2014年18期。

（40）梁勉《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收入陈江主编《一个族群曾经拥有的千年辉煌》，海南出版社2012年出版。

（41）廖纪于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嘉靖年间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是海南历史上两个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一品重臣之一。）关于廖纪的有关史事，可参阅曹乐文主编《廖纪研究文集》，海南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42)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斯》，页211，台北：联经2000年出版。

（43）张彬村：〈16---18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见《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

（44）关于郑和宝船的载重量，历来众说纷纭。据洪保墓寿藏铭中记载：“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对5000料的折算，也莫衷一是。这里取1000吨说。据此折算海述祖船载重量估约为600多吨。

（45）屈大均：《广东 新语》“食语”谷条。

（46）Sucheta Mazumdar（穆素洁）,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世界市场与中国蔗糖业》）P。153，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88. 此书后由  叶篱译出，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编译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47）参阅叶显恩《丘海思想与海洋文化》，刊于《海商》2013年第5期，页8—17；又，叶显恩《海瑞精神与海南文化》，见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等编：《纪念海瑞诞辰五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