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扬家乡先贤业绩功德，发掘家乡人文资源 ——纪念廖纪学术研讨会上的感言  .

我有幸出席今天的盛会，感到格外高兴。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同仁中有许多对廖纪研究有素的学者，我们将有幸在会上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关于廖纪的志节功德，高风亮节，懿德茂行，以及学术思想，都已有学者作过专题论述。作为经济史研究从业人员的我，只能领教，而不容置喙。但受会议主办者之属，拟就“传扬家乡先贤业绩功德，发掘家乡人文资源”为题，从经济史的角度，发表一些感言，即由廖纪而想到他的家族，由他的家族又引发出一些关于发掘家乡人文资源的一些话题，以就正于与会的诸位。

一、传扬廖纪业绩功德，营造尊贤爱才氛围

我发言的主旨是，先贤廖纪的业绩要传扬，被埋没的家乡人文资源要发掘，以服务于国际旅游岛建设。通过廖纪学术研讨会，来发掘、彰显廖纪功德业绩，树立为官楷模，显然是发掘海南人文资源的一个丰硕收获，是服务于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之举，也是激浊扬清，建造新的社会公德的举措。西方有一位哲人说，有贤人而不懂得爱护和尊重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可悲的。今天，我们为廖纪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正是为了爱护尊重贤人。先懂得爱护尊重先贤，后才有贤人继之而出。营造爱护尊重贤人的氛围，是孕育、滋长贤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廖纪从僻居南隅的海南走进中原，指点江山，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功德和业绩，彪炳史册。他平生为官长达36年，始终保持清廉耿直。这种人文资源于今尤其难得，很值得用各种形式加以弘扬，这不仅可收激浊扬清之效，又可成为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                                                                                                         

二、廖氏家族是明代第一代海商的代表

通过学者们对廖纪的研究，我们又看到廖氏家族原来也是从商的。在我看来，是一个著名的海商，很可能是从事高值奢侈品的长途贩运商。这一问题，迄今尚乏人论及。想趁此说几句，并引出海商的话题。

我们知道，由于贱商的传统思想作怪，营商史料的遗存，几乎是凤毛麟角。偶有所得，也是语焉不详，或充满神话色彩。但从文献简短的记载中，依然可以追索廖氏家族经商的业绩。据文献记载，一说廖纪之父廖瑄“商于东光”（见李时《墓志铭》；一说其祖廖如兴“徙河间之东光”（见石宝《送廖君从盛还海南序》）。迁徙时间的先后，往往因暂住和定居而产生记载之不同，无伤主旨，暂不讨论。因商而寄籍东光却是不争的事实。运河连接长江、鄱阳湖，经赣江、章水，穿大庾岭道 下贞水进北江抵广州。自唐代中叶以降，它是南北水运大通道，主要承担海洋贸易商品的输送。东光是南运河段流经的商业重镇。廖氏家居东光县河西码头，正是贩运高值奢侈品必经的商业要冲。

明代早期，长途贩运的商品主要是供给京师统治阶层，以及江南和运河两岸的富户所消费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消费的日常用品，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的商品市场。而且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緾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东光从事商业活动的。

从廖公的堂兄廖从盛自海南专程 “驾舟乘风省于东光，又友其弟于官署”之举，也可看出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单程路途时间非数月不可。而且在京城还盤垣了一个多月。往返费用当属不赀。按海南本土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唯有富商大贾才具备如此经济条件。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廖氏家族是明朝海南第一代海商的代表。

三、廖纪与丘浚、海瑞，及其与海洋文化

廖纪，从官阶品级看，在海南仅次于“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的丘浚。继廖纪而起的有海瑞和王佐。海瑞是正义的化身，道德的楷模。王佐的志节功德，固然称誉一时，基于官階不高，社会影响力有限，但他却以睿智英敏，诗词见长。被誉为诗词“在海南人士中首推王佐”。丘、廖、海、王四位先贤在有明一代，各有所长，各显异彩。

丘、廖、海、王四位先贤，都处于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经济处于转型期的明中叶。16世纪始，出现由新大陆的发现而引发世界大航海、海洋贸易的高潮。也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世界一体化的肇始。当今看来，四位先贤的活动都处于时代的前沿，带有新潮的时代精神。四位先贤中王佐，只在此提及，讨论有俟后日。

近日，我在“2011世界海商论坛（香港）”上，作题为“海商：海量的情怀，海洋文化的特质”的讲演。我先对“海商”做了正名，认为“海商”可解读为全世界海南商人的简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的精神境界，蕴含海洋文化的特质。此说，已经通过“2011世界海商香港宣言”的形式，向世界海南商人发布。

所谓“海量”的精神境界，指的是海南商人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海怀商道，胸怀宽广，放眼世界，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里说的海洋文化，是一种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对之没有经典的定义，主要的是指由海上贸易活动而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海上活动而引发的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所以,可以说它是重商、重利，开放的、富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文化。由此而形成了海洋文化不同于逐水草而居，以轻土重财、游荡成性的无根的游牧文化，也不同于以安土重迁、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为特点的有根的农耕文化。

以前每当谈及海南文化，指的是丘、海文化，或以此为主要内容。但在谈丘海文化时，往往避开或忽略了丘、海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海洋文化方面的重要思想。

在我看来，丘公最亮丽的思想是他在《大学衍义补》中所透露出来的重商思想，这是海洋文化的核心。丘公是以经国济民为其治学宗旨的，主张市场经济，开海贸易，很了不起。认为出海贸易，增加税收是“足国用之一端”。他指出，“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 ”。因而成为我国重商思想启蒙家。

海公则盛赞同时代的王守仁的重商思想。海瑞认为职业的崇卑是以行天道为标准。商居“四民”（即士农工商）之末，并非下贱。只要行天道皆可成圣人。他任淳安知县时，“讼庭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商”。这里的“商”，当然是指正当的商业活动。他曾规定，“自大僚至丞郎”，“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即买卖要公平。他无子嗣。殁后由侄子过继。其孙子海述祖于明末从事海洋贸易活动，所制造的一艘海舶，其规模之大，冠绝一时。这是后事，但海述祖以海洋贸易为业，同其乃祖重商有关。

至于廖公，他没有留下他生前对商业的见解。但从他出身在富商家庭，从他对王守仁的倚重，（王守仁是明代最重要的重商思想家，首倡“新四民论”者，而且重商成为王学团队的重要主张。）应当说，廖公对商业当是有正面看法的。

他们的重商思想和表现，为营造海商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充实、丰富了作为海南文化特质的海洋文化。

四、海商悠远的历史传统

作为海商的万州廖氏如此富豪，绝非偶然，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海南岛古来就是南海交通的要冲。从关于南海交通的最早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看，西汉朝廷曾派遣译使率领船队从徐闻、合浦港口出海，向南行驶就经海南岛，尔后到达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地。

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海南东南部的振州（今三亚、陵水、万宁一带）便是这一航线的中间站。由于自三世纪始，海南岛处于联结亚、欧、非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其地位愈显重要。八世纪中叶，以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大食帝国为轴心的国际海洋贸易圈形成，广州是这一贸易圈的东方中心。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穿过海南岛的东部，必将在海南东南部停船以补给船上生活之需，更发挥着中转补给、航线定向和避风港的作用。海南岛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海洋贸易，海洋经济，是海南岛传统的、潜在的优势。

万宁、陵水。三亚一带，本是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的发祥地，这同它所处的航线要冲的区位有关。早在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年），万州大户冯若安每年刦掠东来从事海上贸易的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其婢居处，南北二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安奴婢之住处也。”（见《唐大和上东征传》）

又据《投荒杂录》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干之室亦竭矣。”

这里是说，今日的三亚地区人陈武振，家中积有万千巨赀，为当地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和玳瑁之类的奇珍异宝，在仓库堆存成百上千。他先前是靠刦掠阿拉伯商遇险溺船的货物起家的。后来因当地人懂得一种咀咒术，叫牟法。凡来船遇风浪漂流至三亚一带沿海时，当地善于念咒术者便登山施“牟法”，使迷失方向的船，漂到其指定的地点，再刦夺之。陈武振因此致富。当时任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即负责征收五郡租赋）的韦公干，也得委身事陈振武如兄长。当官府没收振武的家财后，韦公干的财源也就随之枯竭了。

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1．冯若安和陈振武俩既是富比王侯的富翁，又是当地的豪强或少数民族的首领。其财富无法量化，但从山积的犀象玳瑁和数量巨大的奴婢（当时奴婢也是一种财富）看，当是豪富一方无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所说，冯若安（可能是冯洗家族的族人，待考。在唐代，自珠三角到高雷一带沿海的海外贸易都控制在洗冯家族手中，奴隶贸易是其经营行业之一。）是万安州的首领，可能是冯洗族属的俚人的首领。虽已汉化，但依然持有自治之权。至于陈振武，从他可威慑五郡招讨使韦公干，威势之显赫可知，当是一方豪强。由少数族首领和地方豪强控制海南东线的海上贸易，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广州作为中国海贸中心，其海上贸易在明晚期民间庶民海商兴起之前，一直就控制在地方帅臣的少数族首领手中，唐代的洗氏（即洗冯家族）、宁氏即是。

2．他们既是豪强，又是价真货实的海洋贸易商人。海贸商人经营的是海外的奇珍异宝，往往价值连城，因而容易致富。海洋贸易是海洋文化的主要内容。海洋文化是继农耕文化之后大放异彩的一种文化。海洋文化所孕育的重商、冒险、开放、扩张的精神，被认为是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能够称雄全球，并创造近代文明的原因。正是海洋文化，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海上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导致“亚洲造就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59—61。）事实也是如此。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同从事长途贩运的海洋贸易的属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海商联系一起的。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导致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德国的哲人黑格尔也曾指出：海洋的意义是鼓励人类重视商业利润，向海外发展，从而引发重商主义，引领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16世纪东方航线开通之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扩张主义者相继东来。正是他们在东方取得的高额商业利润，催生了欧洲的近代经济制度，造就了欧洲。因此，欧洲人以海洋文化自居，且引以自豪。

冯若安和陈振武都是从事海上刦掠起家的。明明是海盗，何以说是海贸商人呢？在古代，海贸商人和海盗，本是一家，中外概莫例外。对此，我国的学术界近年才开始关注并正在热论之中。人的认识受时代认识水平的局限，受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因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客体的认识，还应当区分古今、中外、名实的不同。对唐代海盗的看法，应当如是观。

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冯若安和陈振武之所为，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就其实质而言，是大体雷同的。他们之间的不同是：16世纪以降，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作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在重商主义支配下，有寻找商机，建立商业殖民地的明确目标。陈振武等中国海贸商人积累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受到官府的保护，促进其不断发展，反而陷入终被官府抄没的历史命运，是唐皇朝的既定政策。从另一意义上说，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处于弱势的海洋文化挫败于农耕文化的一种表现。

3．富商大贾，往往借助神化来掩饰。从遗留下来的野史、小说、笔记中，每每可以见到。陈振武懂得咀咒法和明末的海瑞之孙得到龙王和天帝之助一样，都是蒙上了神话的色彩。据清代人钮琇在《海天行》一文中的记载，海瑞之孙述祖所制造的一艘大海舶。这艘船，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海贸易，“获赀无算”。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他在天庭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他得以生还。这里显然是把海述祖冒险航海，历尽惊涛骇浪的恐怖情状加以神化。但神话背后蕴含的正是海述祖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

4．从廖氏家族的经商，引发出距明初约800年前的大海商冯若安和陈振武。有利于我们撰写海商的谱系。无论对海南海商史的研究，对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质的构建，或对发掘、丰富海南旅游资源，者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笔资源将是培植、发展我们海南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也将是发展我岛旅游事业带有根本性的资源，是我海南旅游业常青树之所在。

结语

纪念、追思先贤，是为了启迪、激励，引导后人，营造继之而起的人文郁起的社会氛围。发掘历史人文资源，正是为建设国际旅游岛服务。廖氏家族和冯若安、陈振武、海述祖等海商，谱写了海商的传统。作为海洋大省海南，海洋贸易尤显重要。

历史已经证明：海洋贸易与国家兴衰隆替联系一起。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嬗递顺序看，先是威尼斯，继而阿姆斯特丹，而伦敦，而纽约。这同其所代表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循着海岸线而推移。

历史上称雄的国家依次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这同其海洋势力的强大顺序也是一致的。这都验证了“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 这一共识。

当今，海洋开发是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举措，是海南开发的优势资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关系着国家的兴衰陵替。我中华民族正在重抖精神，在南海等海域渐显雄姿。作为占全国三分之二海域的我海南省，面临着开发海洋的历史重任。海南人民必能以对大海的深切了解和超凡的领悟力，弘扬先人的优秀传统，为创建海洋大省做出贡献。这是可以期待，可以确信的。

                 2011年 12月21日于广州水如轩幽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