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海南文化历史一千年 ——“临高语族群”在海南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初探

叶显恩、陈江

海南古代历史研究还相当薄弱，只知道黎族是进入海南岛最早的族群，尔后是闽南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临高语族群是继黎族之后，闽南人之前第二个登岛的族群。至于临高语族群在海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其实，临高语族群曾经主宰海南文化历史一千多年，具体地说，至少自汉代以后，宋代以前的海南，临高语族群处于主导的地位。临高语族群对开发海南岛，维护南海主权，以及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等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值得称颂的辉煌历史，长期以来被覆盖，被湮没了。今天，我们发覆临高语族群的历史，重现其光辉业绩，还原海南的历史进程，对于建设海南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作为海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临高学研究正在兴起。我们提出还原海南历史问题，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研究和讨论。

临高语族群的移殖、发展历程

根据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临高语族群进入海南岛，至少在秦汉以前。《汉书》记载的“善人”，就是现在临高语族群的先人，但当时没有对这一族群赋予专用的名称。这是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当然，关于“善人”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西汉时期的“善人”，主要居住在南渡江流域以及海南岛的西北部，包括现在的文昌、海口琼山、澄迈、儋州和临高一带土地肥沃的沿海地区。

那么，海南岛的“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善人”是“骆越”的一支。他们是在先秦以前从广西东南部和广东的雷州半岛沿海一带渡海过来的。“越人擅舟”。他们擅于水上活动，富有冒险精神。海南岛与大陆只有一道海峡阻隔。零星的越人冒险渡海登岛应时有发生。但集团性的渡海移居海南岛，有学者经研究认为，发生在秦王政发动五十万大军攻伐岭南之际。其时，世居岭南的越人与秦军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战争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伏尸流血数十万。”为逃避当时的战祸，出现了临高语族群集团性的移民。此说虽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但不失为一说。

这支“越人”渡海过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繁衍生息，并不断地融合因官、因商而卜居的，还有留居的戍守军士，以及所谓 “奸人亡命”等等从大陆前来的人士。汉代，已形成相当规模人口的族群。文化只有在流动、交融中才能得到迅速提升。临高语族群迁徙的经历，以及与各种人群的融合，使自身的文化得到提升。政治上归顺汉朝中央政府，被纳入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被称为“善人”。

“善人”，是指归附汉皇朝的良民、良人。汉朝政府把临高语族群称为“善人”，是为了区分临高语族群与土著居民黎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族群的专称。正因为如此，“善人”一词，在尔后的历史中没有继续使用。 “善人”这个称呼，既寄托了汉王朝对这批移居海南岛的良民、良人的希望，也得到临高语族群所认可并接受。

古代的海南岛，满布荆榛，毒蛇猛兽横行，又有瘴气为害，真所谓“蛮荒之地，瘴疠之区”， 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临高语族群在这生存条件恶劣的海岛，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终于先垦辟南渡江以西肥沃的土地，并以此为基地。尔后，逐步向沿海四周平原扩展。而南渡江流域以西的海南岛的西北部地区，一直是临高语族群的主要家园和大本营。

海口市琼山区博抚村被认为是汉代设置的珠崖郡所，图为该村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的汉代古井——珠崖泉

新迁入的临高语族群，由于文化水平较之于黎族显得相对高，在强势文化的胁迫下，黎族逐步退缩中部山区。这是就大体而言，在一些地方临高语族群与黎人交错杂居是始终存在的。南渡江以西沿海地带，土地肥沃，利于农业耕作。南渡江是海南人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发达的临高农耕文明。学者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海南地名作了大量的研究，“南渡江”这条河就是用临高话（临高话是上世纪80年代语言学者命名的,方志称“西江黎话”；自称“村语”，有的外国学者称“贝语”）命名的，“南”（nam），指水；“渡”（ta），指河流。这是历史的活化石，她反证了南渡江流域是临高语族群的最早家园。

我们从今天操临高话（内有琼山土语、澄迈土语和临高话，三者稍有差异）的范围看，也可大略看出：时至今日，临高语族群依然坚守南渡江以西这一传统的家园，即海口（含琼山）、澄迈、临高和儋州地区。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从地名、语言、习俗等方面看，也依然留有临高语族群的“雪泥鸿爪”。例如，处于东部海边的中外闻名的博鳌，就是以临高话命名的最早的家园；处于东北沿海的文昌市，也残留相当多以临高话命名的乡镇村落，以美、龙、南、文、福、宝、罗、僚开头的地名即是。就是昌江、东方和三亚等地，也有一些海边的村落目前依然在说临高话。

由于临高语族群本是移民的群体，又具有海洋文化的基因，因而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情怀。他们在登上海南岛之后，不断吸纳、融合疍民，以及从大陆移入的汉人。据文献记载，自东汉始，有山东王氏举家迁居临高东春村。又有符氏三兄弟先迁大拖坡，后迁沙园；尔后，又有或官、或商、或谪、或放逐而留居海南岛者，尤其是冯冼家族带来的俚人，都被融入临高语族群。他们带来各自的先进文化，诸如风俗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彼此互相取长补短。在融合过程中，提升了临高语族群的文化素质 。汉化了的黎人，即所谓熟黎，有的也融入了临高语族群。

主宰千年海南文化史

  临高语族群居住的地区，自汉代起就是官方治所的所在地。汉代设珠崖、儋耳郡，是在临高语族群生息的地盤。后来设置管辖全岛的都督府，也是在临高语族群早期的大本营即今天的海口琼山。琼山一直是本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融化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的熔炉。因此，海口琼山遗留至今的临高土语（自称村话），渗入外来的杂音，与临高话已经有很大的差别。而临高县则是较多坚守临高语族群特点的最后据点。这是后话。从汉至唐的悠悠千年，临高语族群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质量，都比黎人高，牢固地坚守文化主流的地位。

一、临高语族群跻身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前沿。据《汉j书》卷28下“地理志八”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段记载，过去认为指的是黎族先民。这是由于误认为岛上除黎族外，没有别的族群。关于“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民有五畜”等民众生计方式的记述，是与黎族“织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 “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以及后来 “合亩制”的生产、生活情态，迥然不同的；这里指的是从事农耕稻作经济文化的“善人”，亦即临高人，当属不争的事实。

唐代天宝七年（748年）6月底，鉴真和上从扬州东渡日本，遇飓风。所乘的船被风浪漂流，从东海而南海。历尽艰辛，十一月漂抵南海一孤岛，派四个经纪人去探路准备上岸。派去探路的人回来说：“此间人物吃人，火急去来。”（按：海事落难者漂到孤岛，被土人捕获充饥的事件是可能发生的。）于是，急忙离岛，再行驶三天，到了振州（今天的三亚）。先是别驾冯崇债恭迎鉴真和上一行到州城供养。继而派兵士护送到万州（今陵水、万宁）。万州首领冯若芳请鉴真一行35人，入住其家，供养三日。冯氏是冼夫人的后裔，富极一时。他“每年常刼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已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燭，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见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按：此书是亲历记载，学术界认为史料价值甚高。大和上，是指修道高深的师僧。）

鉴真一行继而沿海北上，船行(四)十余日到崖州（今海口琼山，当时临高人最重要的家园）。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并设斋款待。斋品有：益智仁、槟榔子、椰子、茘支子、龙眼、甘蔗、拘莚、搂头（疑为柚子）等。有一种树称瞻唐香，可飘香五里之外；又有波罗捺树（即波罗蜜）、毕钵果等。此地“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鉴真和尚一行在海南所见所闻，提供了临高语族群在唐代中期的真实情况。临高语族群在唐代中叶，已经种两季稻，加上十月再种粟米，就是一年三熟了。“养蚕八度”，蚕丝业发展已达高度。前述的果品，当是本地所产，可能已有人工的果木业种植。

从“收稻再度”看，稻作文化之高已足以令人惊异。在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自秦汉，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正史都用相同的文字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就是说经历约千年，依然沿用“火耕而水耨”。（用火烧荒，在其间点播种子，杂草丛生时引水淹芟除之。）而僻居海隅的临高语族群人却已经达到“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的农耕水平。两相比较，孰高孰低，自可立见。惜多年来，被掩盖、被湮没了。

至于纺织技术方面，临高语族群用棉花线织造的汉代广幅布（见《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代斑布（见《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上），都是上交朝廷的贡品。它与宋代被讚称为“尤工巧”的“古所谓白叠布”，以及赠来客苏东坡以“吉贝布”等，是一脉相承的。其技艺之高超，同他们的先人骆越先进的织染技术有关，也同历史上棉花最早传入海南岛，临高语族群得益在先有关。这种先进的传统纺织技术一直传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棉花，出现于四、五千年前的印度河流域。从此传播世界各地。传入中国有三途：一、从印度入海南岛，再传福建、广东、四川，时在秦汉；二、经缅甸入云南，也在秦汉，似比入海南一途稍迟；三、经西亚入新疆、河西走廊，时在南北朝。传入长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已是宋元时期了。秦汉传入海南时，得益的正是临高语族群。木棉和棉花，文献记载含混，当细心区分。

临高语族群是开启中华民族棉纺织业先河之功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梁敏，经过深入海南考察研究，认为黄道婆不是向黎族学习纺织而是向临高人（临高语族群）学习的。此说当是符合史实的。梁先生所论甚详，于此不赘。也有人说是向新到海南的闽南民系人学的，但缺乏证据支持。其实，闽南人带来的是商业文明，是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不是纺织技术。宋末及元，闽南的泉州一度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海洋商业扩张迫使闽南人来海南寻找商业出路。宋代也是闽南人文郁起的时代，毫无疑问，闽南人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至于纺织技术，非其长项，实在没有值得可以称许的。直至明清两朝，闽南仍主要靠从松江输入棉布。

二、充当郡县制下编户齐民，使海南岛早在西汉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临高语族群先民在秦汉及尔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当已有社会组织和家族组织，但我们却知之甚少。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汉武帝在位期间，临高语族群已经归化中央政府，接受先进的郡县制，纳入编户齐民。临高语族群一直注重家族姓氏。以今例古，在很久以前其先民已经出现独立的小家族，可能以此为单位组织起宗族，或地方性组织。从当时的生产水平看，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说明制度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

三、日用手工技艺（造船、纺织、木竹、五金）高超。

关于手工技艺方面，我们从零碎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初步看出端倪。

房千里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8——835年）贬任高州刺史，在他的《投荒杂录》中记载，琼州郡守韦公幹贪黩成性，掠夺良家子为臧获，蓄藏有四百个奴隶。开设手工作坊，大半奴隶被驱使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就是说，有从事纺织的，有雕刻犀象工艺的，有锻铸五金的，有制作木具工艺的。还设有监工头，负责“日考月课”，唯恐奴隶制作的产品不按规程。作坊设在其庄园中，输入物料，运出产品，熙熙攘攘，“其家如市”。韦公幹还派人到沿海各地砍伐坚韧的珍奇良木，用以造船，以及制造精良的木具。曾制造两艘大舟从事海上贸易。这些手工艺者，分别从事纺织、角器、五金、木具，以及舟船制造，业有专攻，技术必精。手工织造工艺和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投荒杂录》又载，韦公幹与振州（今三亚地区）豪强、海盜陈武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乡曲。陈武振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他蓄积的犀角、象牙、玳瑁等珍奇商品，置有数百个仓库貯藏。这些财富是从事海盗掠夺而得的。每当阿拉伯商船途经振州海域时，便一边派人登山披发念咒语（即所谓“牟法”），以欺人耳目；一边在海上从事海盗式的劫掠。陈武振便是这样靠海上掳掠暴富起来。由于他财雄势大，前提及的郡守兼招讨使韦公幹，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待之如同兄长。后来官府罗织罪名，抄没陈武振家产。由于断了韦公幹财路，其家业也因此而衰落。可谓是官商一体，荣衰与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武振既能劫掠阿拉伯的船只，必需具有相当大规模的海船，以及一批具有航海技能的船上水手员役。

在此，我们不禁发问：协同陈武振从事海海盗式商业活动的人，以及在韦公幹作坊及其大舟上服役（包括造船、纺织、木竹、五金等手工艺、驾船航行、经商等）的劳动者，是何许人也？我们知道，在唐代，除冒险犯禁的人逃来海南外，要从大陆招徕这些劳役者是不可能的。而岛上除黎族人外只有临高语族群。闽南人是在宋代由于海洋贸易的驱使才因商而移居的，在唐代移居海南则只是偶发的个别现象。黎人不具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技能。所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唯有临高语族群。

这里应当顺带为陈武振的“海盗”正名：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贸易就是掳掠,掳掠就是贸易。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关于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指出：“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着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葡萄牙、荷蘭人等那裏，情形都是這樣。”

四、在融合汉人、冼夫人带来的族人与戍守军士、蛋民等过程中，厚积文化底蕴，并与闽南文化相碰撞、融和而开创海南宋明人文郁起的局面。

如前所述，临高语族群自秦汉以来在不断地融化登岛零星的汉人中逐渐提升自身的文化。尔后冯冼家族为实施对海南的管辖，带来了一批家人、随员，以及戍守军士。这是一批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的群体。登岛后可能为不断汉化的土著临高语族群所融合。因而使临高语族群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正因为如此，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为冼夫人立庙，对她怀念、追思、崇拜最强烈、最殷切的是在临高语族群的主要家园儋县和本岛的西北部。二是由此引发把汉代以来没有族群名称的临高人，方志上称为黎（这与雷州半岛上的说法是一致的，直至今日，雷州人还被称为黎人），尽管户籍上称“民”。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撰修的《琼州府志》上依然称临高人（临高语族群）为“俚”，（见卷4，“舆地志”，“山川”，“临高下”。按：这里的“俚”，是宋代以前对冼夫人族群的称呼，后改“俚”为“黎”。方志是几十年一修的。撰修者对一些山川、风俗的记载，往往照抄先前的版本。这里的“俚”被疏忽，没有改成“黎”。）就是一个明证。宋代以后，在海南出现的“非汉即黎”的观念也当源自于此。另外，因临高语族群与黎人间长期接触，有某些词汇相同或对应，也不无关系。正因为临高族群被误认为熟黎，他们才有强烈的汉族认同感，而与以汉人自居的闽南人素来没有怨仇敌视，并声称自己不是黎。三是在“非汉即黎”观念的影响下，文献记载上只有黎人和汉人的历史，临高语族群在长达千年居于海南主流地位历史业绩，长期被掩盖、被湮没了。这就造成今日要重建临高语族群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厘清文献上关于临高语族群和熟黎之间记载的含混问题。

唐宋或仕宦或贬谪前来海南的名臣文士，使临高语族群领略到中原文化的滋润。唐代之前，海南教化未开。正如明人钟芳所说“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见《钟筠溪集》卷8，“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唐初贞观年间，王义方贬任临高人的家园吉安（今儋州市）丞，他召诸首领，集生徒，传授儒家经典；并“行释奠（祭孔）之礼，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順”。（见《旧(新)唐书》“王义方传”）这是在海南首次见载于文献的传播中原文化之举，也是临高语族群人直接地具体地感受中原文化的温馨和滋润之始。

唐代被贬谪到海南岛的唐朝官员为数相当可观，据唐玲玲教授的统计，有王敬晖、杨炎、李德裕、韦执宜等60多人。加之宋代的谪官逐客，就更多了。他们传授儒经，广施教化，言行身教，得益最大的是临高语族群，因为他们都生活在临高语族群中间。文献记载，说是生活在黎区，但从他们居住的地域以及留下的诗文看，却是属于临高语族群的家园，描写的也是临高语族群的生活情状。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诗句：

北船不到米如珠，  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知祀灶，  只鸡斗酒定膰吾。

从高雷地区运来的米、祭灶、分享膰肉（祭灶后的胙肉），正是临高语族群的生活情状，而不是黎族人的习俗。显然苏东坡把当时被视为“熟黎”的临高语族群当做黎人了。

又如：半醒半醉问诸黎，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  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苏东坡写的这些生活情况也是临高语族群的习俗。临高语族群有建置“牛栏”的习俗，一直传承到解放后。而黎族的牛是在山里放养的，未曾建有牛栏。再说，由于黎族人生活条件的恶劣，习俗差异过大，苏东坡等文人骚客是难以入住于真正的黎族人家的。再看李光的诗：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有墟市、有卖猪肉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是黎人的居住区呢？

这些南来的贬谪流放之士及其亲属、随员留居海南者，与其他散居海南的汉人一样，因分散杂居，没有形成族群，自当被临高语族群同化。宋绍兴18年（1148年）出任临高县令的名宦谢渥（福建晋江人），致仕留居临高城南官位村，其蕃衍的众多后裔，迄今分居多琏、兰堂等八个村庄。这些人为临高语族群所融化，就是一例。

宋代大批闽南人移居海南之后，更给临高语族群注入文化的活力。在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彼此都得到提高，尽管两者都保存各自的某些族群的特点，例如：各操自己的语言，即闽南语和临高话。彼此和平相处，不同于黎族人对闽南人怀有敌视。临高人以土著自居，称闽南人为客。

宋代以降，处于强势的闽南文化，吸取、融合了临高人以及其他族群的文化，开创了宋、明人文郁起的局面，造就了明代海南的“丘海文化”现象。

临高语族群的主要家园，即南渡江以西的琼、澄、临、儋一带，官办的府、县学、社学和书院，以及私立学校纷起，人才肇起。这一地域依然是海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宋代，海南岛中进士者13名，中举人者也13名。琼山因处于本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宋元而明清，科举人才几占一半以上。到了明代，更是人文郁起，举进士63名，中举人 594名。尤其是出现了 “丘（濬）海（瑞）文化现象”。在他俩身上体现了海南人海洋文化的精神，即具有海量的情怀，充满开放包容、刚毅奋进，崇商重利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丘、海二公都出生在临高语族群的主要家园琼山市（现并入海口市）。丘公的祖父丘普曾任临高医官。被誉为海南“四大才子”（丘濬、海瑞、王佐、张岳崧）之一的王佐，其父王原恺为世袭抚黎土舍官，被视为汉化了的“熟黎”。其母唐朝选是唐舟（监察御史）的姪女。王佐七岁丧父，母亲携其回娘家琼山，拜丘濬和唐舟为师。可见到了明代，在南渡江以西的临高人家园，闽南人和临高人之间彼此联姻，闽南文化与临高文化是互相融通的。

丘濬是首位值得骄傲的海南精英的代表。他幼小赋诗言志，以五指山喻为一只巨掌，要伸入碧落摘星揽月，要从海外遥向中原指点江山。这正是海南人海量的情怀和气度的表征。后来，他果然官居一品，且入阁为相。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三十三岁中进士，授官庶吉士。他所居的房子狭隘潮湿，后入阁为相，依然未曾搬迁或修缮。以学识渊博，清廉耿介著称，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继之而起的是海瑞。他治儒法于一炉，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自己举止言行的准则，铸成刚直、正义的化身而传颂千古，甚至被奉为神，“绘像祭之”。他对破坏纲纪国法，施暴于民者，却取严刑峻法，有如飓风狂涛，铁面无私；对平民百姓，则施以仁政，有如春风化雨，温润如玉。

丘、海两公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以谋求天下百姓福祉为职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丘公是以经国济民为其治学宗旨的。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海贸易。认为出海贸易，增加税收是“足国用之一端”。他指出，“人心好利，无有纪极”，“财者，人民所同欲也 ”。因而成为我国著名的重商思想家。海瑞则盛赞同时代的王守仁的重商思想。海瑞主张职业的崇卑当以行天道为标准。商人居“四民”（即士农工商）之末，并非下贱。只要行天道皆可成圣人。他任淳安知县时，“讼庭清闲，吏书无事亦听其从商”。这里的“商”，当然是指正当的商业活动。他曾规定，“自大僚至丞郎”，“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即买卖要公平。他无子嗣。殁后由侄子过继。其孙子海述祖以海洋贸易为业，同其乃祖重商有关。

丘、海既宗奉中原正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的重商思想，说明他善于把传统和新潮相结合。这正折射我海南海洋文化的特质所在。这是中华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反映了海南海洋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