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商与海南社会
发布时间：
2020-05-19
邢寒冬
海南人天生注定与海相伴。海南岛为中国第二大岛，四周皆海，是中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置身海南，才真正感受烟海茫茫、水天一色的意境。
海赋予海南人宽阔的胸襟。海南人历来被认为是最容易打交道的群体，不仅因其天性淳朴憨厚，而是海洋陶冶了他们海一样宽阔的胸襟。著名才子苏轼（东坡）初次踏浪海南，即发出“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的感叹。面对浩瀚大海，世间万物皆渺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海南岛成为移民比例最高、文化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海南人禀性擅海，自古以海为路、以海为生。新石器时代，海南岛就有人类生活的痕迹，大量贝类、鱼骨化石遗存证明，海南岛远古居民是以海为生的族群。海南岛早期文化与华南地区、中南半岛的类似，也说明海南岛虽然孤悬海外并不封锁自闭，很早就开展对外交往。古代人们只能靠舟车出行，对海南人而言，船是离岛的唯一交通工具。《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一条自番禺（广州）、徐闻、合浦或珠崖（海南）出海，经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到达印度洋的海上航线，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有人据此推测，汉代已有海南华侨寄寓东南亚地区。唐代已有关于海南华侨下南洋的明确记载，清末民初，海南华侨出国大规模增加，在南洋地区已经有四、五十万（有说百万）人。
海上丝路的开辟促进了海南岛对外交流的发展。唐宋时期海南岛开设了市舶，琼山、清澜、铺前等是主要港口。明清时期，全岛各地开辟市集，对外贸易港口大大增加，海口浦尤其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船“帆樯之聚，森如立竹”。海南岛的槟榔、椰子、香料、蔗糖、吉贝（棉花）、棉织品（广幅布）、席编、七色藤、陶瓷（龙塘陶瓷）等产品已经享誉海内外。清朝末期，粤、闽、桂、江、浙客商云集海南，开铺经商，市况繁荣。随着各地客商人数不断增加，五邑、潮州、福建、高州、漳泉、兴潮六大会馆在海口挂牌成立，其中仅兴潮和漳泉会馆所属商店已有400家。光绪三十年（1904），海口商会成立，入会商号600多家，会员1000多人。
从历史上看，海商指那些敢于冒险、擅于经营海上贸易的私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华侨。华侨大部分是以海为生的沿海居民，擅长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他们相当一部分就是海商。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从海南岛到越南的帆船最多，且大多为海南人经营，海南人因此被冠予“船老大”的美称。因此，海南侨商即海商。海商大约萌生于唐宋时期，形成于明清之际。他们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推手。漂泊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主要依靠地缘血缘关系结成乡团组织，接济贫困，相互扶持，共创繁荣。因此就有帮派或族群的区别，江浙帮、闽南帮、潮州帮、广府帮、海南帮是长期雄踞海上的商帮，他们其实就是海商的代名词。
历史上海商曾被误解，甚至成为海盗的代名词。明代倭寇猖獗，朝廷厉行海禁，片帆不得下海。对于以海为生的沿海民众而言，无疑是一条死路。当时，海南岛周边海盗屯集，走私劫掠，民不胜扰。这些海盗中，有一部分是海禁严法酷刑之下落草为寇的海商。明代中国商品经济勃发，但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私商资本难于找到出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了部分资金冒险游走海上。海盗屡禁不止，海禁愈严，走私愈盛，正是封建朝廷盗商不分、一棒打死的僵化政策造成的恶果。
海南人敢于冒险闯海，不仅是天性使然，更是天然使之。
有人说海南人是闽南人后裔，遗传了冒险的天性，因此敢于闯海。从根本上看，海南岛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对外贸易交往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对此，苏过（苏轼之子）曾经这样评价：“若绝黎人之欢，商人不来，我自困矣。关市之征，出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廪赐无所从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饥寒从之，三困也”。海南岛历来米粮不足，大多依赖广东、南洋地区进口供应。北宋以后，随着大量中原汉民迁移入岛，海南岛的人口不断增加，粮食愈来愈紧张。平常百姓餐桌上是“煮得占禾半是薯”，遇灾难不顺之时，往往陷入“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的境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民国时期，“全琼所产谷米不足自给，每年有安南、暹罗、安铺各地进口米价，其数达200万两以上”。故此，海南岛的社会经济虽然不发达，但对外商贸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清人屈大均言：“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琼人亦皆从事贸易，不胜力耕，禾虽三熟，而秔稌往往不给”。土货是海南岛的大宗交易商品，其中以槟榔最多，唐代已有闽南人来岛内收购贩卖到内地和南洋，“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至明末清初，槟榔已经成为海南岛最大宗的出口土货，“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者十之七”。对外贸易关系到海南岛的生存和发展，早已为朝野共识。因此，清康雍禁洋令时期，海南岛独享特殊政策，可以继续保持与越南、泰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且还享受税收优惠。这项特殊政策的实施，不仅避免使海南岛陷入生存危机，而且使南海区域的正常贸易得以保持。
据说海南岛居民90%以上是外来移民，其中大部分为闽南人。海南岛出国的人数位居全国前列。2000年统计，海外海南华侨华人已经超过300万，位居全国第三，同时期海南省内人口为780万，海南是继广东、福建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侨乡。可见，海南岛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寡闻的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社会。
早期海南华侨出国主要为了谋生，加上出国时间较福建、广东人晚一些，因此，工作机会、挣钱行当也少一些，他们大多从事棉花、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种植，以及挖矿、海员、店员、家庭佣工等苦力职业，有人概括为“三刀加一锄”，即餐饮、理发、裁缝和农业种植。即使经商，也是从事薄利多销的小本买卖，比如帆船运输业、土特产进出口贸易，或者经营鸡饭店、咖啡店、面包店、理发店、裁缝店、日杂店等。有些侨商经过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王绍经、云茂修等都是成功的典范。
侨商是海南近代化的推手。近代以来侨商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南岛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促进了岛内商品经济繁荣。
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侨居地原来是荒郊野地，海南华侨筚路蓝缕，硬是把荒野变成沃土，村落变成市镇，为开发建设居住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恪守孝道、爱国爱乡的本质不变，时刻牵挂着祖国和家乡的命运。最初华侨主要通过汇款补贴家用、资助公益。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侨心急如焚，纷纷献计献策。19—20世纪之交，国内兴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热潮。清末新政改革期间，经侨商胡国廉先生倡议，提出了一项规模宏大的“一纲十目”兴岛计划。虽然这项宏伟计划因局势变化而束之高阁，但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有关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部分构思来源于此。
侨商大力引进橡胶、咖啡等热带经济作物，创办新式企业，投资农矿、轮船运输、公共照明、房地产、旅游、餐饮、火柴、纺织、碾米、制糖、造纸、皮革等。1906年，侨商何麟书首次成功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使海南岛成为中国橡胶种植基地。此举打破了北纬17°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国际权威论断，结束了帝国主义垄断橡胶工业的时代，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海口是20世纪上半叶海南岛发展最快的城市，至30年代已经成为南方著名商业都市。这主要得益于侨商的大力支持，据统计，海口骑楼老街90%由侨商投资建设。岛内许多著名学校如私立海南大学、海南中学、文昌中学、嘉积中学等均由侨商资助兴办，文昌、琼山等侨乡儿童入学率几近100%，为全国之冠。
侨商对民族民主革命事业鼎力支持，表现出惊人胆略和坚定意志。早期参加同盟会的海南华侨多达39人，有些从兴中会时期就跟随孙中山从事民主运动，许多人是近代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或教育家，如林文英（琼崖同盟会首领、民国政府国会众院议员）、陈策（国民党上将）、张云逸（共产党大将）、王梦云（大夏大学、海南大学教授、台湾立法委员） 、云茂修（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华暹银行董事长、泰国中华会馆理事、海南会馆理事长和天华医院董事）等。南洋同盟会是孙中山活动的重点，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林文伦（林文英之父）、云茂修、冯尔和等人变卖家产（火锯厂），资助孙中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因此，孙中山特意写信给泰国华侨，称他们为“革命之母”。抗日战争时期，海南华侨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经过侨商发动募捐的抗战资金高达3000万光洋。日军封锁南洋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对外通道，800名海南籍南洋机工抛家别子回国参战，用生命保障了抗战物质的顺利通行。
侨商见多识广，又有海一样宽广的胸怀和眼光，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出来，成为引领海南社会变革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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